北京航天总医院的赵立众，4月初离开了他工作了16年的急诊科。
两年前被患者无故袭击后，他常发出呼声，并参与“十医生实名公开信”呼吁保障行医安全，一度被视为伤医事件受害医生的“代言人”。
但赵立众发现，他的声音在愈加高发的伤医事件中显得无力——过去1个月已有8起恶性事件见诸媒体，南京小护士遭打致瘫事件也余波未了，而业内曾经引发关注的“医疗暴力零容忍运动联盟”设想，却悄悄地沉寂了。
九成接触过医疗纠纷
广东东莞一家二甲医院骨科医生胡锋(化名)伤好半年后下定决心离开了，这和他去年10月被醉酒患者家属暴打不无关系。
但胡锋说，真正触痛他的，是事发后院方让他自行报警的无助，还有科主任听汇报时不信任的口气，“要不然为什么人家打你……”他觉得“情感上难以接受”。
而前段时间，单位一位护士脚指头被患者家属抓骨折，虽然得到了经济赔偿，但她心灰意冷，休养了一段时间，最终还是辞职了。
医学硕士毕业的胡锋还不会彻底离开，他即将收到博士生录取通知书，但毕业后医患关系如果没有改善，他就会考虑转行。
医疗纠纷如长刺的蒺藜，它比以往任何阶段，都更尖锐地缠绕着。
2014年4月初，医疗专业网站丁香园发布了一项调查结果：受访的3360名医务人员和565名医学生中，有将近90%的医护工作者表示，在过去一年里，自己或同事经历过医疗纠纷。
“抽个耳光，打一拳，够不上明显的刑事伤害，也多数没有进入公众视野”，策划调查的丁香园副主编夏志敏说，这些给医护人员造成的影响不容忽视，一半的受访者将医疗纠纷视为最大的压力来源。
东莞医生胡锋在将被打情况说明交给院方时，要求闹事者公开道歉，以为自己正名，而院方的意见令他失望，“让对方写个书面道歉就可以了”。
在丁香园的调查中，超过三分之二的受访者认为，“医院通常以不顾是非、息事宁人的方法平息事端”，而遇到这种情况，医生会出现很明显的挫败感。
抑郁和焦虑的情绪在医疗界以令人惊讶的速度蔓延。调查中超过一半的人自评存在不同程度抑郁，存在不同程度焦虑的受访者占四成。
高比例数据由一份应用广泛的自行打分焦虑、抑郁量表得出。这个结果超出夏志敏的预计，在普通大众中，这份量表测出的抑郁、焦虑中、重度以上人数比例为4%-5%，但在医务人员群体里，这个比例高出普通大众四五倍。
“我并不恨施暴者”，在北京航天总医院急诊科工作了16年的赵立众，耳后仍有伤疤，“真正对我们伤害大的是具体的单位和上级卫生部门。把伤医的账算到受伤者和医护私人账上，是一种失职、不作为和推卸责任。”
两年前的一个晚上，一名戴口罩的男子突然闯进急诊室，拔出尖刀从背后刺入了赵立众的右侧颈部。这名患有精神疾病的男子后因连伤两医生获刑13年，而无辜被刺的赵立众，与多数同行不愿回忆伤痛相反，作为受害医生的“代言人”站出来，加入行业内医生抱团自救的进程。
抱团自救沉寂
去年温岭杀医事件之后第三天，赵立众在一封医生实名联署公开信上签了名，呼吁医疗暴力零容忍，保障行医安全和尊严。
这条2013年医疗界焦点新闻，被认为“点起了医疗界抱团发声的第一团火”，近万名医护人员参与联署。
发起人陈奇锐是《医学界》总编辑，他觉得那次事件的后续余波带动了全国政协医卫界别90位委员联名向大会递交“紧急提案”，和更多代表、委员在今年两会期间关注并提议“反医疗暴力”。
但他悲观地认为，医生个体的呼吁、委员提案力量有限，公立医院没有动力去改善医院安保，目前国内医生最需要的，是一个可以支持他们维权的强势后盾组织。
赵立众也很快无奈地发现，公开信的意义仅仅局限于签名和接受采访，联署者之间甚至没有见过面。
参加了实名联署的北京协和医院骨科医生余可谊，在国内第一个提出了“医疗暴力零容忍”的概念。他在《关于成立医院暴力零容忍运动联盟的若干建议》中写道，希望有一个公益性组织来推动运动在中国的生根、发芽，“但当时主要是呼吁，理念提出来之后，具体怎么做，并没有很好的解决方案”。
不足一年，推动成立医院暴力零容忍运动联盟的事沉寂了。
在余可谊的设想里，联盟不能只有医生、护士，要赢得医院管理阶层的认可和参与，争取到理性的病人代表，要有法律界人士的参与，要有公安、法院和媒体支持。
“医疗暴力零容忍”的口号经去年中国医师协会等4家机构的联合呼吁广泛传播。余可谊希望，中国医师协会能够挑起大梁，“个人去推动，没有协会那么名正言顺”。但中国医师协会能否如国外的医生公会一样，代表医师利益与政府和医院对话？
邓利强是中国医师协会法律部主任，在他看来，热心维权的医生们抱团是不得已而为之，“这恰恰说明政府责任在这块是缺位的”。他所在的部门正是为“维护医师合法权益”而设，但近几年来专注帮助医生维权，他自觉“困难重重”。
在南京小护士被打事件后，邓利强代表中国医师协会，揣着两万元慰问金来到鼓楼医院，等了一个下午，也不被允许见小护士，同行的专家据理力争得以探视，他和各路记者被坚决地拦在了病房外面。
邓利强愤怒里带着无力，“为什么不可以公开病情？显然背后有一些权力，我不知道来自哪，但如果我们是行政机关的话，见面还成问题吗？”
他向记者介绍，目前中国医师协会法律部的工作集中在维护医患双方权利义务的平衡，“只有保护医患双方权益，才能让伤医者没有借口”。他正在推动把所有的病历全部开放给患者，实现患者知情权。
“一盎司预防”
今年五一假期，头发花白的赵立众终于不用再值班，43岁的他静悄悄地告别工作了16年的急诊科，搬进了对面的行政楼。
“心里并不好受”，更多同行仍面临医疗暴力的威胁，但他只能改变自己的轨迹。
据中国医师协会统计，2010年至2013年伤医案件频繁发生，2010年57宗，2011年86宗，2012年99宗，2013年130宗，特别是2011年以来，案件的数量和医务人员被暴力致伤致死的情况逐年增加。
医疗暴力带给医护群体的伤痛，导致不时出现受伤医生出走的暗淡结局。
教育部近年公布的数据显示，医学专业的考研复试分数线已连续三年保持5分的降幅。
“很多从医的父母不再鼓励孩子进入这个行业，很多医学院招不齐学生。”关注医患关系的北京安定医院西英俊认为变化很明显，他是心理危机干预与压力管理中心主任。
医疗纠纷的高压和伤医阴霾下，期待更深层次医疗改革的同时，一些医院和医护从业者的自救和改变不得不从内部开始。
代理“哈医大杀医案”、“北京一日两医生被刺案”的医疗卫生法律专家李惠娟认为，医患关系已经达到最糟糕的程度了，并且是以生命为代价。
李惠娟在全国各地主讲医患关系大局与个体风险规避，课堂上会坦率地告诉医护人员她消极的预测：“血溅白衣”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了不了”。
“要正视患方已经改变的求医心态，面对这样复杂凶险的形势，唯有适应和做自己能改变的，一盎司预防，超过一百磅的治疗。好的医患关系，一定是在抵御风险的同时，也加强与患者的沟通，得到对方的理解和支持。”
“到底有多少医生护士意识到我们要从自身去改善？”《医学界》总编辑陈奇锐指出，在国内公立医院，服务态度很差的医生缺乏对应的淘汰机制。
西英俊在北京各级医院频繁开展关于医患危机的理解及应对课程，他给医院管理层准备了专门的内容。
西英俊提醒院长们注意医疗纠纷的连锁反应：如果有同事受到伤害，医务人员就会担心焦虑，这会导致他们在正常临床情境中表现出不良情绪，更加容易引发新的医患问题，所以纠纷事件会接二连三地在同一家医院爆发。
赵立众发现，医院处理纠纷没有固定模式，跟管理层的思想观念关系很大。与他同日受到同一患者刀伤的医生，其所属医院主动请律师、打官司、派代表参加庭审。
中国医师协会法律部主任邓利强表示，现实中很多医院领导出于维稳心态，并不主张公开维权。“危机状态能不能得到有效解除，取决于医院怎么进行抚慰，和医护人员一起解决问题”，西英俊试图让医院管理者相信，如果不提高自身处理医患问题的能力，坐等外部环境的改变，医疗界将要付出很大的代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