捐精领域的种种乱象近日受到广泛关注，据《新京报》报道，目前网络上出现大量 “自助捐精”群，捐精者自称可通过直接或间接方式，使求精者受孕。众多捐精者的另一个见面语是，捐精免费。行内人士称，捐精者更多是想“免费找刺激”。
这些“自助捐精”者借助网络平台，与求精者自行联系，据说采用的方式既有“直接捐精”，也有“间接捐精”，而所谓“直接捐精”就是自然性交。如此一来，不但一个男性的精子可能被用于数量不限的女性，没有任何正式记录，将来不免出现生物学上的问题，比如近亲婚配或遗传疾病，而且客观上形成了性滥交，除了败坏道德，还可能传播性病。
既然存在如此多的问题，为什么有关部门不严加监管？为什么求精者还敢于以身相试？原因十分简单，现行的捐精管理相当严格，无论对求精者还是捐精者都有种种要求，程序复杂，耗费时间，价格不菲，令不少求精者视如畏途。所有这些麻烦，单从科学角度来看，完全是必要的，为了防范可能的负面后果，从检查、筛选、冷冻到最后手术，必须做到医学上的一丝不苟。相反，“自助捐精”看似简便易行，其实风险重重，绝对是弊大于利。
但生活常识告诉我们，在婚姻家庭范围内发生的“造人”过程中，似乎很少有夫妇对医学要求有如此周密的考虑，现在连婚前检查都交给未来的夫妇自主决定了，双方基因是否正常，结合之后，生下来的孩子能否确保健康，几乎都听天由命，最多到孕检的时候留心下。一边是自然生殖的随性，一边是捐精生殖的严格，同样关系到后代的健康，岂能如此厚此薄彼？
其实，这里涉及一个重大的伦理问题。在世界所有文化中，婚姻家庭具有某种神圣感，“清官难断家务事”，不是法官不够高明，判断不了谁是谁非，而是法官不适宜介入夫妻间或亲子间的某些事务，国家或法律有自己的边界，“家门”就是其中的一段。法律尚且如此，远不如法律有强制力的医学，就更无能为力了：当国家承认法律不该干预家庭生活过多时，原本十分必要的婚前体检也只好悄然淡出，等待新人们自主选择。至今人类在自然生殖尤其是婚姻家庭内的自然生殖方面，不受法律干扰，更不受医学的干扰，就是伦理超越医学的最好证明。
出于医学的本能，医生希望所有出生的孩子都足够健康，却因为家庭伦理大门紧闭而不得入内，无奈之际，突然有患者找上门来，说是因为自然原因，无法生育，需要借助医学手段，实现“造人”的梦想，怎能不令医生喜出望外？在这种情况下，医生就可以祭出“健康生殖”的法宝，给捐精生子设置种种限制，而且严谨如医生，所设的每一条限制都有充分的医学根据，必然经得起外界的推敲。
然而，目睹身边自然生殖的亲朋好友一点不受限制，求精生殖的夫妇们难免想不开：“每年生下来的那么多婴儿，有几个经过了严格的医学把关，不是一样好好的？为什么我们捐精生子的就该遭遇那么多限制？ ”
单从概率论上去辩论，医生们真的很难回答这个问题，人类的健康确实重要，但大头没管住，管住个小头，有多大意义？取消了强制性的婚前体检，每年新出生的残疾婴儿数量上升，医生不也只能被动接受这个后果吗？苦苦为难求精生子的夫妇，那又何必呢？
患者如此纠结，医生如此窘困，监管部门又缺乏可行性措施，结果只能是合法的捐精生殖门槛高高在上，而求精生殖在“自助”之下，自发而行。乱象迭出，不知若干年之后，会生出怎样的后患！
中国实行计划生育已经30多年，早已从数量控制进入质量管理。接下来恐怕不仅对于捐精生殖的现象需要加强监管，防患于未然，而且对婚姻内生殖也需有通盘考虑，不宜将事关民族未来的生育大事，完全交由个人和家庭处置，法律、科学和伦理相互之间到底什么关系，也该彻底梳理一下，好好确定各自应有的边界究竟在哪里。
（责任编辑：廖颖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