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照今年1月国家卫生计生委下发的《关于医患双方签署不收和不送“红包”协议书的通知》，从5月1日起，医疗机构和住院患者双方要签署《医患双方不收和不送“红包”协议书》，承诺不收、不送红包和贵重礼品；二级以上医院必须和患者签署此协议，其他医疗机构参照执行。
该通知下发后，“拒红包协议”引起舆论争议。今年全国“两会”期间，有代表委员提出质疑，认为让医生签拒收红包协议是对医生的侮辱，也是不尊重医学的体现。前段时间，北京几家医院试行签“拒红包协议”，约有半数医生不买账，一些医生认为这种方式太不含蓄，对医生不够尊重，应在提升医生正当收入、让医生更体面地工作、深化医改等方面下功夫，才能有效根治“红包”问题。一项涉及医院管理和医患关系的规定，从出台之时到试行期间均引发争议，应该说是不多见的，其中反映的舆论关注重点和一些认识上的误区，值得引起重视和认真探究。
医生收红包、患者送红包首先是一种不正之风，红包达到一定数额则构成商业贿赂，严重者应追究刑事责任。不过，“拒红包协议”却是一种软性协议，签署这个协议的目的，是要以一种严肃、规范的形式，督促医患双方作出不收、不送红包的承诺，并依据这个白纸黑字的承诺，监督医患双方严守不收、不送红包的原则。
虽然法律法规对遏制红包有具体规定，但“拒红包协议”本身不具有法律效力，也没有问责惩处的条款，而主要是医患双方作出的一种宣示，或者说是医患双方共同参与的一种仪式。它不是通过法律法规的惩戒发挥作用，而是通过强化医患双方的自律发挥作用，这种自律能发挥多大的作用，一方面要看“拒红包”承诺能给医患双方带来多大的道德压力，另一方面，则要看当下的社会环境能在多大程度上冲抵这种道德压力。因此，对“拒红包协议”能够发挥的作用，不应抱太高的期望，不能指望光靠这一纸协议，就能立竿见影禁绝收红包、送红包的行为。
“拒红包协议”之所以受到批评，主要缘于批评者对其目的和作用的误解。批评者认为，仅凭这样一份没有法律效力的软性协议，仅凭一张没有问责惩处规定的承诺书，并不能约束医患双方的行为，更不能从根本上遏制收受红包，不能根治医疗领域的商业贿赂，因此，签署“拒红包协议”不过是走过场，搞形式主义。其实，从医疗行政部门、医疗机构到医生、患者，人们都很清楚，签署“拒红包协议”并不是万能的，这个协议只能起到有限的作用，只能承担有限的责任，谁也没有指望签署协议就能彻底杜绝红包。而按照批评者的逻辑，签署“拒红包协议”就必须要彻底根治红包顽疾，否则这项工作就没有意义。这实际上是要求“拒红包协议”承担无限责任，批评者的要求超出了“拒红包协议”的责任范畴，显然是不切实际的。
至于说签“拒红包协议”是对医生的侮辱，持这种看法的人，多少有些过于敏感了。在医生收“红包”未能得到有效遏制、患者对医生的不信任情绪远未消除的情况下，希望医生以白纸黑字的书面文件，作出不收“红包”的承诺，以此向患者表达恪守医德、严格自律的诚意，这个要求并不算高。更何况，签署“拒红包协议”并非单方面的要求，患者也要受这一纸协议的约束，如果说签署协议是对医生的侮辱，岂不意味着也是对患者的侮辱？
理性认识“拒红包协议”的有限责任，就能理性认识签署“拒红包协议”与根治红包之间的关系。签署协议虽然不能根治红包，但如果能够发挥其应有的作用，能够承担起其有限责任，就有助于强化医患双方的道德自律，增强医患双方的互信互谅，推动形成健康和谐的医患关系。而遏制医疗行业的商业贿赂，从根本上解决红包顽疾，需要大力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全面落实医改各项措施，整治医疗领域不正之风，包括严惩收受红包的行为。这两者是并不矛盾的。
医患双方签署“拒红包协议”，当能不负其有限责任，这项工作的积极意义不可否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