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了解，北京、上海等地正在削减甚至取消公立医院的“特需服务”，并将其压缩进度纳入考核。因此，在患者经历“排队３小时看病３分钟”的就医体验时，公立医院推出“特服”与普通群众形成了强烈反差。
赞同者：“特服”弥补政府投入不足
广州市妇女儿童医疗中心妇婴医院推出的“五星级产房服务”叫怡康园。记者在这里看到，冰箱、流动空气消毒机、电视、婴儿游泳池一应俱全，舒适温馨。
怡康园护士长曾华告诉记者，３０００元的房费代表了一种无与伦比的医疗团队服务：入住这里的产妇，享受包括助产师、麻醉师、儿科医生在内的“Ｎ对１”医疗团队提供服务。全程下来，加上后勤人员大约有３０余人围着１个产妇转。
此外，在ＶＩＰ门诊还有专职主任、专职Ｂ超室的医生提供服务。住院以后，产科一些有名的医生，产妇如果需要，基本都可以“点”到。
记者在当地随机采访三甲公立医院发现，像广州市妇女儿童医疗中心这样的“特服”项目并非孤例。一些公立医院设立“高端产房”，也能拿到相关批文。
广州市妇女儿童医疗中心妇产科主任何平介绍：“只要没有超过物价部门的收费标准，我们报备过去很快就批下来。目前本院区共有１８０个床位，仅有１０张床位用于高端产房，也没有超过卫生主管部门的限制。”
广东省卫生计生委副主任廖新波说：“公立医院在政府没有投入的情况下，发展部分高端医疗来弥补医院开支，或可以理解。上级部门允许公立医院有１０％的ＶＩＰ服务，目的就是‘堤内损失堤外补’，弥补政府投入的不足。”
中国医院协会副秘书长庄一强介绍，以香港为例，其公立医院也有少部分的“特服”，但床位基本上有严格限制，目的也是弥补公立医院的医生比私立医院收入低的问题。
反对者：公共资源不宜为少数人服务
虽然广州市妇女儿童医疗中心相关负责人表示，办“特服”的前提是保证普通病房的医疗质量，但记者采访发现，与这种“Ｎ对１”的服务相比，产妇在普通病房的遭遇如同“冰火两重天”。
一位在该院刚做完剖宫产手术的宋女士告诉记者，尽管这里的医护人员服务态度很好，但医生“太紧俏”了，她的尾椎骨滑脱，医生要求剖宫产，否则会有胎儿窒息或产妇骨折的危险。可是，排队做手术的人太多，她临产入院后一直坚持到宫口“开了四指”，才等到医生实施剖宫产手术。
一些普通产妇得不到满意服务，不得不花钱选择高端服务。在广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ＶＩＰ产房生产的姚小姐告诉记者，尽管全程费用加起来三四万元，而且不能依靠医保报销，但她还是选择ＶＩＰ服务。“普通的医疗服务，有些问题得不到解答。”
广州市民郑女士说：“我们都是生育保险生孩子，高端产房的价格和普通产房差太远了，我没有能力去考虑。公立医院不应该为个别有钱人办这些服务。”
专家指出，公立医院本质上姓“公”，应为大众提供基本的医疗服务。“特服”为少数有钱人服务，有损其公益性。
廖新波认为，假如公共资源为少数人服务，就与公立医院的宗旨不符，其实就是侵害了大多数人的权益。政府的责任是将基本医疗服务作为公共产品向社会提供，将不能管也不应该管的事情交由社会来办。因此，取消公立医院“特服”势在必行。
开放医疗资源，缓解供求矛盾
业内人士认为，取消公立医院“特服”是大势所趋。但其退出公立医院的进程，取决于两个条件：一是非公立医疗机构的承接能力；二是公立医院的投入机制。
近日，国家发展改革委、卫生计生委等部门联合发出《关于非公立医疗机构医疗服务实行市场调节价有关问题的通知》，放开非公立医疗机构医疗服务价格，鼓励社会办医。
北京协和医学院校长、国务院医药卫生体制改革专家咨询委员会副主任曾益新认为：“公立医院办‘特服’是特殊时期的产物，也是权益之计。从长远看，公立医院‘特服’应该逐步取消。国家鼓励社会办医的文件刚刚发布，社会办医发展壮大尚需时日。”
记者采访发现，一些民营医院开始承接个性化医疗服务，如广州恒大球星穆里奇和孔卡的妻子先后在广州伊丽莎白妇产医院生产。
该院执行院长黄志帼说：“公立医院应该首先解决大多数人的医疗服务问题，而个性化的医疗服务应该交给社会资本去做。”她说，类似产妇美容、庆祝派对、月子餐、育婴师陪护等高端服务，如果占据公共医疗资源，就会加剧普通群众“看病难”问题。
何平认为，相比民营医院，公立医院优势在于高级别的医生护士团队，私立医院的医生有的是退休返聘的，有的是技术级别低的。“而患者在选择‘特服’的时候，更倾向于技术水平较高的公立医院。”
据分析，这一现象表明我国医疗资源配置“不均衡”的问题比较突出，即公立医院发展较快而私立医院发展缓慢。今后的医改取向是，开放医疗资源，鼓励社会投资，给社会办医留出空间。
“等到社会办医达到一定的规模和水准，就可以全部取消公立医院‘特服’，形成公立医院满足基本医疗、社会办医满足高端医疗需求的局面。”曾益新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