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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由头：近两年来，广东中山市开展创建“无医闹城市”活动，医院里有装备齐整的“治安员”昼夜巡逻，一旦出现情况，警方接到医院报警后会在15分钟内迅速赶到，出警时要求民警与医闹人员比例为3：1。从2012年4月开始到现在，近两年来中山市未发生医闹事件。（4月1日《南方农村报》）
医学人士 医患矛盾和医院暴力需区别对待
访谈嘉宾：
凌锋 全国政协委员、宣武医院神外科主任。曾参与过中山医疗纠纷调解中心建设试点调研，并在今年全国两会期间的提案中提出“将医疗机构列为公共场所进行安保”。
新京报：广东中山实现“无医闹”的做法，和你在今年全国两会期间提案中提到的“将医疗机构列为公共场所进行安保”，是否一个思路？
凌锋：中山、东莞等地是卫生部综合治理办公室的医疗纠纷调解中心建设试点，我也曾经参与过这一调研。但是，中山目前的经验更多是试点探索性质和临时性质，并没有形成系统的医疗场所安全保障机制，更多是出于地方政府的政策推动和公安机关的配合。如果不能出台针对医疗场所的相关法律法规，只是临时依靠政府政策推动，虽然能保障一座医院、一个城市一两年内不出现医闹事件，但这并不是长远的解决办法。如果没有形成专门针对医疗机构的治安法规条例的话，在实际操作中就很难具有法律上的约束力，具有随意性，也就很难向全国其他城市推广。
新京报：就是说，虽然有效，但是具体方法并非最合适？
凌锋：这样处理减少暴力事件当然不错。但很难让每个地方都这样做，毕竟要“于法有据”嘛！国家要靠法制，以法治国。最为关键的还在于尽快完善针对医疗机构的相应治安管理法律法规。把医院这个每年全国有73亿人次出入的地方列为公共场所，让公安警察成为治安的主体。
此外，从操作层面，现在应当成立针对医患纠纷的第三方调解机制。所谓的第三方就是排除医患之间直接的连带关系，由一个第三方客观评价，然后像中间人一样来评价谁错谁对。而这一调解机制第三方里，一定要有相关法律人士，给予最合法、最合理的建议，给医患双方一个公道。
新京报：似乎不少人把“医闹”和“医患纠纷”同样对待，是否也增加了问题的复杂性？
凌锋：医患双方本来就像一个战壕里的战友，团结在一起跟疾病做斗争的，发生了问题一块商量来解决，这是一个正常的医患关系的过程。可以说，全国范围看，99%的医务人员和患者，都是这样一个同志加战友的关系。
但与此同时，在医生与患者的接触过程中，很难避免矛盾，这个矛盾是深是浅是大是小，得从另外一个人文角度去处理。医患关系和医院暴力行为是两个概念，而医院暴力行为是必须用法治来治理的。医患矛盾加剧是整个社会矛盾加剧的一个缩影，有若干个因素，如政府指导失误，社会诚信度下降，媒体导向的偏颇，贫富悬殊増大，医生自律的不够，医学人文教育的缺失，法律不够健全等。
所以，必须明确，医患关系的调解与医院暴力需要不同的解决方式。不管是医生，还是患者，都需要一个良好的治安环境，都需要在一个安全、肃静，有尊严的场所去救治病人。如果没有这个条件，医生的技术和良知就没有办法去体现。
新京报：你认为比较理想的办法是什么？
凌锋：全社会各方的问题各自解决。目前的当务之急是针对医闹问题，建立一个全面系统的解决方案，使得医闹事件有明确的法律法规可以依循。要把医院内保变成安保，从体制上让警察有所作为，制定法律条例，使得警察在执行过程中有法可依。 新京报记者 陈白
法学人士 制止“医闹”当慎用警力
我注意到，一些网站在提炼新闻要点时，突出“广东中山两年无医闹 出警民警人数为医闹的3倍”。言外之意，渲染了使用警力对于制止医闹的作用。
虽然相关举措与“无医闹城市”之间有某种逻辑关系，但作为法律工作者，我认为存在涉嫌过度使用警力的问题，尤其是合理性和合法性值得商榷。
就在不久前的“两会”期间，全国政协医卫界89位委员联名递交“紧急提案”。委员们针对“两会”期间各地连续发生的多起恶性伤医辱医事件，提出了将医疗机构列为公共场所进行安保，尽快出台《医疗机构治安管理条例》的建议。中山的“经验”，似乎也契合了提案的精神。
从合法性角度而言，《治安管理处罚法》等法律将“旅馆、饭店、影剧院、娱乐场、运动场、展览馆”明确列举为公共场所，医院不在其列，但法律在列举之后往往还有一个“其他公共场所”之兜底范畴，将每日有数以百计、千计的就诊人员自由出入的医院，界定为“其他公共场所”范畴，应该没有什么问题。
但法律也并未规定，属于公共场所就应当加强警力，安保升级，所以我们也未见到旅馆、饭店、影剧院等公共场所有多少警力驻扎。包括医院在内的公共场所，一旦出现治安事件，警方接警后都应根据情况，及时出动相当数量的警力，以维护现场秩序。
从合理性角度而言，医院是救死扶伤的地方，进出医院的人员大多为身心罹患某种疾病的患者或者他们的家属，心情都比较沉重，因此，安静、温馨、平和的医疗气氛，应成为医院整体环境的主色调。医院里不少装备齐整的“治安员”抑或警察时时在病人及家属眼前晃动，这同医院的性质并不协调，应尽量避免。
伤医辱医事件毕竟是少数或个别现象，不应过度解读，更不应过度报道和渲染，立法上更不应为个别事项立法（法律格言）。另一方面，医院那么多，又那么大，到底需要布置多少治安员或警力？何况，仅仅靠警力防范，恐怕防不胜防。再一方面，犯罪有自身的规律，有关研究表明，并不因为废除死刑，杀人案件就增加；也不因为死刑使用频繁，杀人案件就减少。
相比之下，我更看重中山市解决医患纠纷的“五方机制”。报道中有这样一小段话：医院里专用的调解室里，圆形会议桌摆着“院方代表”、“医调委”、“公安机关”、“卫生局”、“患方代表”五个号牌，各方可随时坐下来调停医疗纠纷。应当知道，当患方怀疑存在医疗事故或其他医疗过错时，同医方沟通的心情十分迫切，但不少情况下，医院对患方的诉求注意不够，有时患方想依法复印一份完整的病历也很困难，才导致患方采取了一些过激的方法，应是无奈之举。
中山的“五方机制”是典型的“疏导”做法。我倒认为，“近两年来中山市未发生医闹事件”，“五方机制”应是根本原因，光靠警力威慑去“堵”，而不靠化解引导机制去“疏”，纠纷还是纠纷，纠纷严重了还是会出事的。 □刘昌松（律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