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病才暂时停下来
“如果第二天出门诊，那么前一天晚上什么事都不能做，必须强迫自己早早上床休息。”陆春雪说，对于每位出诊医生来说，近10个小时的全天门诊是一项强度很大的劳动。出门诊不仅要为每一位患者做好诊断和治疗，不能让患者觉得‘萝卜快了不洗泥’，还要考虑怎么看更多的患者，怎么让外地患者和病情更急的患者先看上，每天脑子都在不停地转。
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北京某知名三甲医院主任医师告诉记者，大医院里有名气的医生都疲惫不堪，“每天忙得像陀螺一样，从骨头里已经累酥了”。接受记者采访时，这位医生正因为生病在家休息。她说，趁着生病的机会，才可以暂时停下来，给身体放个假。
“有一次，我在医院门前等出租车，有个号贩子主动上来和我搭话，问是否需要帮忙挂号。我装作是患者，问他挂我的号需要多少钱？他说3000元，我又问了科里的其他医生，号贩子如数家珍，告诉我价格从800元～1000元不等，别的科室最贵的专家号能卖到5000元。”这位医生对记者说，这从一个侧面说明了患者对三甲医院医生的需求有多大。
“太多的患者来找我们看病。在一天门诊已经结束时，常有慕名而来的患者冲进诊室，然后就直接跪在我们面前请求加号。”这位医生无奈地说，“希望不要让我们一直这样累下去。”
■小病压垮“大医生”
北京大学第一医院儿科主任姜玉武认为，一个人哪怕是感冒发烧，也想找最好的医生来看，这是人之常情。医生能够理解。但是对于社会来讲，这种非理性的就医加重了医疗资源的供需矛盾，是压垮大医院医生的原因之一。
“我的患者中至少有80%是可以由其他医生甚至较低年资医生看的。我很感激患者对我的信任，但是如果大病小病都看专家，疑难重症患者就会更难挂到专家号。”姜玉武说。
陆春雪的专业是宫颈病变诊治，起初她对于小病患者拔腿就来大医院不理解，但渐渐地，她发现基层医生在治很多“不是病的病”。就拿宫颈糜烂来说，以往认为它是宫颈癌重要发病因素，实际上现在认为这是一种正常的生理现象，从女性的青春期起持续几十年。但许多基层医生仍然把宫颈糜烂当病治，过度治疗给女性带来了不必要的伤害。“百分之六七十的患者来找我之前都在基层看过，又到我这来求证。”
2009年，陆春雪随辽宁省“两癌”筛查临床专家组给基层医生做培训时发现，一些基层医生连最基本的业务都荒废了。“医学是一门经验学科，基层医生接触的患者少，业务水平自然得不到提高，患者就更加不信任基层医生，形成恶性循环。”
■时间基本被工作填满
每天睡眠不到5个小时，两个月才能去看一次和自己同住北京的父母。姜玉武坦言，多重身份是令自己疲惫不堪的重要原因。(下转第2版)(上接第1版)
医生的时间都去哪了？姜玉武告诉记者，作为临床医师，每周出两个全天门诊，用两个半天查房;作为一名行政管理人员，每周参加一次医院例会，另外还有一些不定期的会议，要处理科室的各种事务;作为老师，定期给本科生、研究生和进修医生上课，每年带两名博士;兼任多个学会、协会的委员、理事和学术刊物编委，需承担各种讲课、培训和审稿任务;作为科研人员，必须不断充电，每天都要看书更新知识，探索新的诊疗方法，参加国际会议，了解新的学科动态以及罕见疑难病例的诊断治疗;还要承担国家指派的应急任务，比如为重症患者会诊，灾情疫情医疗救援等。
记者了解到，目前北京大医院出门诊的主力是拥有副高以上职称的专家，以北大医院为例，副高以上的专家号占六成。而这部分医生往往需要医、教、研并重，他们的时间基本上都被工作填满了。
■超负荷工作现象普遍
姜玉武说，医生的心理一定是非常坚强的，因为每天都紧绷着神经，不管身在何处，总也摆脱不掉持续的紧张和压力。“常常吃晚饭时会忽然琢磨起来，上午的某位患者我处理得有没有什么问题？”
第四次国家卫生服务调查显示，79.8%的医务人员反映工作负荷重，认为工作压力过大者达33%，近1/4的调查对象情绪方面有焦虑和沮丧感觉，中重度抑郁发生率为24.7%。
该调查还显示，医务人员超负荷工作现象普遍，在城市三级医疗体系中以三级医院最为突出。医务人员平均每周工作50.6个小时，远超过每周40个小时的法定劳动时间;平均每个月要值6个夜班。
与此同时，执业环境却每况愈下。在城市三级医院中，58.1%的医务人员认为近年来社会地位降低了，59.5%认为患者信任程度降低了，53.2%认为执业环境差，92.7%认为有防范患者的必要性，仅有32%的医务人员表示愿意为病人尝试有风险的技术。
北京安定医院心理危机干预与压力管理中心主任西英俊分析说，医生的职业压力一方面来自于高强度的连续工作，尤其是三级医院门诊量、住院量明显高于其他医院，因而医疗纠纷发生频率较高，医疗执业风险较大;同时大医院医生有着更大的成长压力，需要终身学习，不断更新知识，完成科研任务，加上医院人才引进十分频繁，院内医生竞争激烈，晋升压力更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