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句“若再来像SARS疾病照样是杂乱状态”，通过全国人大代表、中国工程院院士、原卫生部副部长王陇德说出来，瞬间让人感觉，公关卫生的隐患，仍是值得担忧。而他的另一评论“医药分开好比是让医生‘缴械’”，同样也引发大家对于医药分家政策的另一番解读。
无独有偶，与王陇德院士同样受到关注的，还有全国政协委员黄洁夫。
“两会”上的黄洁夫，每个提案和发言都会引起媒体的广泛报道，从2010年他直言“免费医疗2050年也不会实现”到2014年颇有挪揄之意的“让医患签协议不拿红包很可笑”，黄洁夫一路走来，每次对媒体的发言，总是让人喝彩。
有意思的是，这两位除了同为医疗卫生界的代表委员之外，二人还曾先后担任过卫生部的副部长一职，并在卸任后都担当了国内知名行业协会的会长。
医联网小编再搜索一番，发现还有一些卫生部副部长在卸任后，也都多多少少都发表过一些引发关注的言论，而且这些言论多半还都是批评卫生管理工作的。
比如原分管卫生政策法规、负责医改文件起草的副部长孙隆椿就在2008年批判“中国的医改还没有真正起步”；而分管规划财务司工作的原副部长曹荣桂在卸任后，接受媒体采访时就揭露了“90%的县级医院负债运行”的状况。
这些批评遍及医疗卫生行业的大小领域，上至规章制度、医疗改革，下至基层医院、传染病防控，说的全是实话，批的也均是痛点，但总让人有一种姗姗来迟的感觉。
听着过瘾，但是否过于理想化？
1995年起，王陇德出任中国卫生部副部长，分管医政工作；2003年SARS疫情暴发，他被调入控制小组；2004年初，被调去分管疾病控制工作，一直从事公共卫生领域、流行病学和公众健康促进专业研究工作，被誉为中国公共卫生领域重大事件和决策的见证者和推动者。
他在公共卫生领域的发言不可谓不权威，然而他认为“医疗机构该实施的公共卫生做得比较差”这一观点是否过于较真，太理想化呢？
从2003年SARS疫情到2013年H7N9禽流感，中国疾控预防体系经历了十年之变。痛定思痛后的疾控体系，不仅建立了疫情通报制度，还在各地建立起疾病监控哨点，也开始逐步完善疫苗研发、检测等等一系列与之相关的配套措施。
也因此，在2013年4月，H7N9来势汹汹之时，新成立的国家卫计委能够不慌不忙，每天通报疫情情况，组织各方制定出一套诊疗方案，第一时间提供出病毒检验试纸。
进步之中难免会有瑕疵。比如上海第一例H7N9患者确诊通报时间长达五天，比如到现在为止也还是没有弄清楚病毒源头出自哪里。
王陇德院士在接受采访时也介绍，在急性传染病控制上，有三个环节：第一个环节是患者的卫生知识素养，患者自己要知道什么症状得赶快就诊，现在为什么H7N9患者病死率那么高，大部分是拖了，到医院已经双肺功能不行，再救就来不及了；第二个环节是医疗机构怎么加强敏感性，很快发现、确诊现场控制，这非常重要；第三个环节就是尽快报告，对这个事件作出反应。
而他忧虑的是“从SARS开始，我们加强了第三个环节，但是前两个环节到现在为止没有多大改进，这是非常危险的。”
体制内无解，所以原副部长们明白：“说了也白说。”
如果说王陇德院士提的疾病防控这一具体问题，至少一直有所变化，那么孙隆椿所关注的医改领域，其改变则是微乎其微。
仅以医疗卫生人才这一环节来说。一直在推进的医生多点执业政策，从逐渐开放以来就遭遇重重困难：大医院不放人，医生也没准备好脱离体制，患者们照样只认庙不认人。
一位媒体同行就在其两会采访手记中透露，她采访了一位院长，这位委员就直言：“如果我的手下去多点执业，我表面上不会反对，但以后肯定所有的机会都不会给他了。”
与之相应的是，黄洁夫委员在斥完医患协议不拿红包可笑后，又再次阐述“社会办医是深化公立医院改革的关键”。
体制内尚且矛盾重重，阻碍丛生，体制外又如何应对？即便政府再怎么鼓励社会资本办医，人才未解放，医院拿什么来支撑？
不过所谓在其位谋其政，任其职尽其责。上面提到的问题，估计早在各位副部长仍在任上时就已经发现了。
然而当时不提，为何非要等到卸任后再提？小编不敢妄加揣测。
但2014年1月《时代周报》发表的《孙隆椿的医改心事》一文中透露的一段细节，或许能回答上述问题中的一部分——
接受采访的前一天，孙隆椿刚刚结束一个医疗问题相关的会议，回到北京的家中。对于医改问题，他有兴趣。但一聊到医改的话题，孙隆椿的第一反应是“过去讲了很多，也不起作用”。这位二十多年来一直关注中国医改的前卫生部副部长坐在家中的沙发上，谈到医改问题，叹了口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