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前段时间，H7N9禽流感来袭，令公众回想起那个“全民戴口罩”的春天。2003年，SARS（即传染性非典型性肺炎，简称“非典”）肆虐中国。在全民“抗非”的战役中，据卫生部门统计，共有5237人被确诊感染非典，死亡349人。其中，医护工作者占了相当的比例。
如果说非典是一场“大考”，它不仅考验着中国的公共卫生体系、危机应对机制和政府信息披露等大主题，也考验着医生—患者这对微观的、特殊的关系的主色调。色调是亮还是灰，可能直接影响到每位患者的个体命运，进而深刻辐射到未来的中国社会。
张敏州 时任广东省中医院重症医学科主任，在“抗非”一线连续奋战3个月零13天
越来越多的骨干医护人员倒下，科里却住进了更多的非典患者，最多时有13个。医院就在其他科室征集医护人员，原以为大家会“逃”，但意外的是，很快就有100多个人报名。疾风知劲草，如果说疾风代表非典，劲草就代表医护人员。
米玉红 时任北京某三级医院呼吸科主任，在“抗非”一线坚守1个月零20天
我去自由市场买菜，别人像躲“瘟神”一样躲我。非典后期，我进病房时，就不穿那么厚的隔离服了，只戴一个里面垫两层纱布的N95口罩。因为这样，会让我和病人间没有太多距离感。如果我像别人躲我一样躲着他们，病人会心里不平衡，会恐慌。
李健 时任广东省中医院重症医学科主治医师，在“抗非”一线坚守两个月后感染非典
感染非典后，每天要去楼梯口的放射科拍片。10米的距离，我就和另一位医生感染者扶着墙，一步一步地挪过去，再一步一步地挪回来。实在没力气，肺部积了好多水，10米要走半个多小时，汗流浃背。但我们不敢叫护士来帮忙，因为医院本来就缺人手，医生不能跟病人“抢医生”。
颜芳 时任广东省中医院重症医学科住院医师，在“抗非”一线坚守20天后感染非典，病愈一周后重返岗位
非典期间最难忘的经历是，前几天我还是医生，后来就变成了患者。角色互换最深切的感受，就是体验到了病人的痛苦。最让我难以忘怀的，是同事的鼓励和支持。难受的时候，饭是医护人员一口口喂的，头发也是他们帮忙洗。有他们的关心，我从未觉得我是一个人在战斗。
王仲 时任北京协和医院急诊科副主任，在“抗非”一线连续奋战3个月零8天
非典时期，医患双方有种休戚与共的感觉，没那么多讨价还价的余地。我记得那时有个病人是警察，很高，一次在外面抽烟，我过去告诉他：“你不能抽，回去。”他问：“为什么”，我说：“因为你是隔离病人。”他没再说什么，看了我一眼，就把烟掐了。4年后一次病友会，我问他：“当时你为什么这么听话？”他说：“我觉得你们也不容易，就不和你们较劲了。”
在北京清华医院副院长王仲的办公桌上，摆放着一张“宝贝了十年”的照片。
这是13名“非典”病愈者与北京协和医院医护人员的合影，摄于2003年9月。照片上每个人都戴着口罩，口罩后，笑脸灿烂。照片下方粘着一张心形卡片，13名病愈者在其上写下“救命之恩，永生不忘”，并郑重签名。
十年前，王仲在抗击非典一线坚守了3个月零8天。
“非典期间给人一个最为深刻的感受，就是那场灾难面前的医患关系，透明、信任、忠诚、坚定。而今天，医患关系一步步走向沉重。”时任北京协和医院急诊科副主任的王仲告诉中国青年报记者，与全国很多同行一样，在他看来，医患关系是非典十年后，最值得思考的问题之一。
非典期间，医患关系为后人留下了哪些财富？在吉凶未卜的H7N9疫情面前，医患关系能否一如十年前？中国青年报记者采访了北京、广州两地曾参与“抗非”的一线医生，让我们听听他们的声音和故事。
“哇塞，我们也能抗击非典了！”
2003年2月的一个下午，北京。
一场特别的学术活动在北京协和医院举行，著名感染学专家王爱霞在会上讲述“呼吸道传染病的防控”。这场活动缘起于2002年11月，在广东出现的一种“神秘的传染病”。
王仲参加了这次活动。他告诉中国青年报记者，当时医疗界对这种传染病的认识，仅仅局限于“高烧、白细胞降低、肺部阴影”。但就是这种看似简单的病，却能导致病人因呼吸衰竭而死。
它，就是后来肆虐中国的“非典”。
2002年年底，一位叫黄杏初的广东河源农民发烧住进了医院，成为中国有据可查的第一位非典病人。进入2003年2月，据当时媒体报道，广州已有百名患者感染非典。市民涌上街头，排起长队抢购板蓝根、抗病毒口服液、医用口罩，甚至食用醋。
但直到3月，非典还没有成为举国皆知的词汇，对许多医生也是个谜。
2月的北京，还没有太多疾病肆虐的迹象。王仲回忆，学术活动后的第二天，协和医院曾给每个人配发了两个纱布口罩，但“被大多数医生直接揣到了兜里。”
而2000多公里外的广州，已是风声鹤唳。
媒体记载中最早在“抗非”战场上牺牲的医护人员——广东省中医院护士长叶欣，2月初，已被确诊感染了这种传染病。
“医护人员自己受到感染，还真是第一次发生。”叶欣的同事、时任广东省中医院重症医学科住院医师的颜芳告诉中国青年报记者，叶欣倒下时，重症监护室一共收了5名非典病人，医护人员自己的防护措施却很“初级”。“2003年春，绝大多数医生对非典是什么、传染性有多强、到底该怎么治都不清楚，整个国家层面都在探索。”
3月25日，叶欣去世，这让颜芳和全国医护同行，真正意识到了非典的可怕。
死神逼近，医护人员面临着去与留的抉择。
据媒体事后统计，叶欣所在医院于“抗非”期间，先后有76名医护人员感染非典。“随着同事一个个倒下，我们重症科ICU中心的气氛也变得紧张而压抑。”叶欣的另一位同事、时任该医院重症医学科主治医师的李健回忆，“那时，听交班医生说‘又住进一个病人，在几号床’的话，都觉得声音低沉很多，语速也慢了很多，几乎没有表情。接班医生的应答也多是快速、低声地说一声‘知道了’，就立马转身投入工作。”
“没有一个人临阵逃脱，一开始是‘无知者无畏’，后来是迎难而上。”该院重症医学科的“大家长”张敏州主任十年后回忆往昔，仍一字一顿，“医生本身就是高风险的行业，危险来了，你没有后退的余地。”
3月，广东抗击非典的惨烈战蔓延到了北京，非典一词已令人闻风丧胆。
王仲一直记得，北京协和医院接治第一例非典病人时，急诊科医护团队的“非常规”反应。
“那是在2003年3月17日，来了一位发热、喘憋的年轻人。他在看护父亲后出现了症状，而与其父同病房的那名病友，已经死亡。我们单独为他辟出了一个抢救室，并在门口设置了隔离衣、手套。”经过该院传染科专家李太生医生诊断，非典一词，被沉重地写在了诊断书上。
“这一刻，我们意识到，非典来了。”王仲坦承，“当时，我紧张。并不是担心非典会传染，而是担心我的团队会紧张。”而至今令他印象最深的一个细节是：“我的同事给我的感觉不是紧张，而是兴奋。我甚至听到有声音说：‘哇塞，我们也能抗击非典了！’”
“很多媒体赞颂‘抗非’时期的医生是英雄，其实，大家的本能反应是接受挑战。还没有太多人意识到，非典会演变成那样一场灾难。”王仲说。
进入4月，疫情持续蔓延，时任北京大学人民医院胸外科住院总医师的刘彦国，见证了另一种抉择。
“我们当时被整体封院，1000多名医护人员和300多位病人一起‘与世隔绝’了20多天。”刘彦国回忆。作为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家被整体隔离的著名三甲医院，北京大学人民医院的“出名”近乎惨烈：据《人民日报》报道，自4月5日接诊首例非典患者，其先后共确诊非典患者120多名，其中本院医护人员高达89名。
2003年4月23日，刘彦国永生难忘。那一天，北京市领导和非典专家聚在一起商讨封院事宜，当晚22点，正式下达整体封院通知。“我从窗户上，就看到楼下有警察拉警戒线，把院子给包围了。”正在值班的刘彦国面对这史无前例的场景，觉得自己“有一种悲壮感”，因为这是在“舍小范围来换取大范围的安全”。
悲壮之外，弥漫在医院的，更多是焦躁与恐惧。在灾难面前，有人成了英雄，也有人连夜走掉。
“封院前夕，医护人员可以选择离开。但之后，便被医院认定为‘自动辞职’，再也回不来了。”刘彦国告诉记者，他理解医院这种不近人情之举的背后涵义：“非典压顶，在岗医护如果把个人安危置于病人之前，你已不配这身白大褂了。”
2003年5月16日，北大人民医院解禁。每一个重回社会的人，都要领一个解除医学观察检疫证。“跟卖猪肉一样，检疫合格才能出去。”十年后，刘彦国仍然保留着这个证书，以纪念那段“与灾难有关的日子”。
白天当医生，晚上当病人
如最早披露非典真实疫情的钟南山院士所说，抗击非典就像一场遭遇战，对这一来势汹汹的未知病毒，无论个人、医生还是国家，都毫无准备。
在“抗非”白热化时期，医护人员进入污染区前，要穿4层密不透气的隔离衣，戴16层甚至24层口罩，加上一个“足以压肿鼻梁的”眼罩，每次穿脱至少需半小时。而在最初，一些医护人员对这些来不及了解，就开始了与非典的短兵相接。
安贞医院抢救中心主任米玉红，至今仍记得接诊第一例非典病人时的“仓促”。
2003年，米玉红在北京市某三级医院担任“非典”疑似病例的第一鉴别人。“4月13日，我接到的第一位病人才21岁，是北交大的一名学生。”在米玉红的回忆中，当时病人高烧不退，“他的父母不停地流泪，颤抖的手握在一起，嘴里念着，一定不是非典。”然而，经过一系列检查程序后，米玉红对着检查报告看了一遍又一遍，最终落笔非典二字。
确诊后，米玉红要立即把病人送到传染科病房。“当时，我连防护服该怎么穿都不知道。很仓促地套上之后，就把他运过去了。一路上，我们是迎着风往前走的，病人在前面，我在后面推着。”
每每回想起这段百余米的“喝风”路程，米玉红都坦承“感到一丝后怕”。
“当时只能尽快把病人送过去，没时间让我咨询怎么防护。几乎是没有任何犹豫，就把脚步迈出去了。”她感慨，“那时没有感染非典，实属幸运。”
“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广东省中医院重症医学大科主任张敏州对这句俗语的记忆，则来自非典时期，著名中西医结合危重病学专家崔乃杰的“执拗”。
“一度，我们重症科里的非典病人越来越多，就向天津崔乃杰教授‘求援’，邀请他亲临广东会诊。”十年后，张敏州仍不住地感叹，“这是我最难忘的一次会诊。”
“当时崔教授已经70多岁了，上午坐飞机赶来，下午就到了医院。我和他商量：‘您不用进病房了，就在外面看看，我们给您汇报具体情况。’但还没等我把话说完，他就厉声拒绝：‘既然来了，就要第一时间掌握一手资料，我要到隔离病房去。’”
“当时压力很大。老教授万一在会诊过程中感染了非典，后果不堪设想。”张敏州坦言。但在崔乃杰的一再要求下，张敏州不得不“妥协”。“拗不过他，只能给他加强防护。我亲自给他穿上了隔离服，戴上了帽子。”
在张敏州记忆里，整个会诊过程中，老教授的神情非常凝重，不住地叹气。为了观察得更清楚，“他不时地弯腰，离病人很近，完全没考虑到自己。”
无孔不入的非典病毒，没有放过医护群体。
据国家权威部门统计，2003年我国共确诊非典5327例，死亡349人。而医护人员患者的人数，占到了总人数的20%，因非典死亡的人中，医护人员占到了三分之一。
“我是我们重症科最后一个倒下的。”十年来，这个特殊身份李健医生一直记得。2003年3月12日，李健在抢救病人过程中被确诊为感染非典。据他广东省中医院的同事们回忆，最严重时，“他快不能呼吸了，就靠呼吸机在维持，全身状态已经很衰竭，高烧39～40摄氏度不退。”
“一阵阵地发烧，烧到不省人事，不敢动，一动就喘得厉害。清醒的时候，只能望着天花板发呆，想：‘还能不能好，要是就这么走了挺不甘心的，我还没成家呢……’想着想着，眼泪就往下淌。”李健说。
回想感染期间最难忘的事，李健的答案，不是使用呼吸机后“气呼出去，半天都回不来的‘濒死感’”，却是从病房到放射科那不到10米的走廊。
这段距离，是他每天拍胸片的必经之路，可他每次要花半个多小时才能走到。“肺里面已经积了很多水了，连站着的力气都没有。”李健说，可他不敢找护士帮忙，就和另一位医生感染者扶着墙，一步一步地挪过去，再一步一步地挪回来。10米要走半个多小时，汗流浃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