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3年，如果那时的你已经有了记忆，白色口罩一定是你推开记忆的大门时看到的第一幕“风景”。
十年前的那个春天，一种被称为“非典”的疾病打破了中国的平静，更波及到了小半个地球，那是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夺走了全球近千人的生命，更让许多人现在仍生活在它的阴影之下。
那一年，我们认识了一个单词，SARS，它是一种传染性病毒，更是让人们闻之变色的恐慌之源。从卫生日用品、保健医药品到食品，多个城市中掀起了抢购的狂潮，板蓝根脱销，白醋告罄，连超市里方便面的货架上都空空如也。昔日拥挤不堪的地铁、公交和公共场所中，人影已是寥寥无几。人们不敢出门，最关注的就是电视新闻中滚动播报的最新疫情与不断让我们触目惊心的数据。
那一年我们开始下定决心摒弃陋习，更加注重卫生；医务人员冒着生命危险严防死守，奋战在抗击非典的第一线。那一年的中国人很脆弱，也更坚强。劫后余生的我们再回首，依旧刻骨铭心。
纪录广州非典时刻
2003年的4月，经过了一场没有硝烟的战斗，人们永远不会忘记这个特别的日子。直到6月13日迎来了世界卫生组织宣布（WHO）总部在日内瓦宣布取消对我国天津、河北、山西、内蒙古、吉林、江苏、湖北、广东、陕西从"近期有当地传播"的名单中删除。在抗击SARS的战斗已经取得胜利了，为充分体现在这场争中带口罩、抗SARS药物等等，已折磨了4个多月来的人们和医护人员。在这个SARS尘埃落定的日子，当人们重新回忆在SARS时期这段岁月时，对于SARS刚刚袭来时恐慌的人们抢购药、盐、醋、米等，带着口罩上下班时的生活，每个人都会记忆犹新。
在“非典”十年之际，新快报陆续推出“非常典故”专题报道，讲述那些被“非典”改变命运的人生，被“非典”所启发完善的机制。这对于亲历者而言，是为了忘却的纪念；对于旁观者而言，可做他山之石之鉴。
消失的“毒王”
他先后传染了130多人，为了救他两医护人员殉职10年来，他只有不断地逃，逃到你找不到……
海鲜铺老板周作芬消失了，他换掉手机号码，搬离原来住的小区，换掉了干了多年的海鲜档口。10年来，很少有人见过他长什么样，记者手上唯一一张关于他的照片是曾经收治过他的广州市第八人民医院（简称“市八医院”）提供的，照片上，他的表情有点疲惫，笑得很僵硬，他局促地拿着锦旗，想躲在几个医生身后。
当时，年过不惑的他刚刚从生死线上回来。出院后，作为商人，他提出给救治他的医生护士们送一些钱作为谢礼，但是被拒绝了。最后，他请人做了一面锦旗，现在，那面印有“起死回生，再世华佗”的锦旗依然悬挂在市八医院的老院区门诊楼内。送完锦旗，“非典”（即SARS，非典型肺炎的简称）痊愈者周作芬似乎完成了人生中一项重要的任务，之后迅速消失，他躲避着任何一个试图寻访他的人。
他先后传染130多人，21名亲属因他染病，包括他的妻子、两个儿子、母亲和岳父岳母。岳父母在他病愈前去世。广东省在抗击“非典”中最初追认的三位烈士中，两人是因抢救他被感染殉职的。有人这样形容——他一声咳嗽足以引起人们对死亡的恐惧……
他拒绝露面：“上电视的话就全世界都知道我了，我到商场买趟货，商场的人认出我就会歧视我；我到酒家喝茶，酒家的人就会歧视我；我打车，司机肯定不载。”
面对过去的10年，面对那段记忆，他想做、能做、唯一做的就是逃，不断地逃，他试图躲避着任何一个试图寻访他的人，无论是曾经救过他的医生，抑或是面对世界卫生组织的官员，更不用说是记者……
典型生意人染上“非典”，住院后他还在数钱
关于他的信息寥寥无几：广东湛江人，到广州闯荡多年，好不容易闯下一片海鲜批发生意，每天都在海鲜批发市场上忙进忙出。那年，生意特别红火。除夕那天，他感到浑身上下酸痛，已经连续5天咳嗽、发热的症状加剧，呼吸急促，体温也升高了，说话都有点接不上气来。
他是一个典型的生意人，却染上了“非典”。被送至医院时，他的腰间仍然系着一个钱包，像是从生意场上直接送到医院的。
当时，谁都没有把病情想得那么严重，包括周作芬自己。他生病很少去医院，所以他依然没有把这次生病当回事。当他住进病房后，还在和老婆一起数上午卖海鲜赚来的钱。
他在中山二院停留了24个小时。4天之后，所有接触过他的医护人员，包括放射科主任、副主任，呼吸科医生、护士、实习医生、护理员、配餐员，担架工人、救护车司机，共30余人相继患上“非典”。救护车司机范信德病情最重，抢救无效身亡之后被追认为“非典”烈士。
后来他被转至中山三院，又感染了20多名医护人员。“毒王”的称号来源于此。他染病50天，先后传染130多人，21名亲属因他染病，传染的至亲包括他的妻子、两个儿子、母亲和岳父岳母。
岳父母在他病愈前去世。广东省最初在抗击“非典”中被追认的三位烈士中，有两人是因为抢救他而被感染殉职的。有人这样形容他身上所携带的致命传染性病菌——他的一声咳嗽足以引起人们对死亡的恐惧。
整个中山三院传染病区因为他而陷入瘫痪，整个医院甚至找不到一个还能医治他的健康医护人员。于是他又被送到了市八医院。
得知岳母因他而死，他的泪水打湿了枕头，从此开始躲避人们
当年周作芬的主治医生陈燕清还记得：“那时候还没有‘毒王’的称谓，甚至都没有‘非典’这样的说法，但是周作芬的到来，依然让全院如临大敌一般进入一级备战状态。”
当时，位于三楼传染病区的2号病房被专门腾了出来，原本三张床被撤掉了两张，隔成了一个单间，当时最好的医疗器材也都被搬了进去，整个病房被划上了重点隔离区，除了一个护士和三个治疗医生之外，不许任何人靠近。
第二天上午陈燕清查房的时候，一直处于昏迷状态的周作芬终于醒了过来。因为戴着呼吸机，周无法言语，但是眼珠随着自己的走动转来转去，眼神里充满了询问和恐惧。意识清醒之后，周作芬最关心的问题是：这些天来到底花了多少钱？医生半开玩笑地告诉他，你已经毒倒了50多名医护人员，20多名亲朋好友，80多人的医疗费应该超过100万了。
仅仅两天后，他的妻子、岳父母和儿子等十几个亲属因为被他传染，陆续住进医院，离他只有一墙之隔。
当这个内向的男人被告知岳母去世的时候，他像小孩子一样哭了起来，用一种近乎撒娇的方式，挣扎着要过去再看岳母一眼，但是因为身体原因被医护人员劝住。
当晚熄灯之后，陈燕清查房时发现，周作芬的枕头被泪水打得湿透了。也是从那时起，他开始躲避所有媒体和前来探望的人。
逃离死亡线后，无论是下馆子还是娱乐，一被发现都会被请走
逃离死亡线后一个多月，他突然提出要请陈燕清吃顿饭，地点就选在了周家的附近，位于广州荔湾区的一家海鲜酒楼里。过去，周一直为这家酒楼提供海鲜。
那顿饭的海鲜依旧来自周作芬经营的档口，不过和以往不同的是，他们吃的海鲜是被偷偷运进去的。周作芬解释说：“现在我和这家酒楼都是地下交易，如果被客人知道从我这里进货，估计就没人来了。”
不仅是酒楼，周作芬下馆子吃饭或者消遣娱乐，如果被人发现，都会被客气地劝出去，甚至他住的小区里还有人因为他专门搬了家。
在这样的氛围里，那顿“感恩”饭吃得并不热闹，场面甚至有点尴尬。周作芬话不多，饭局的尾声，周作芬举了一杯酒敬陈燕清，有点磕巴地说：“没有你，就没有我的命，感谢……”
那是陈燕清和周作芬吃的唯一一顿饭，也是两人至今最后一次见面。
本来，之前他们还有一次吃饭的机会。周作芬刚出院时，央视记者王志希望通过陈燕清将周约出来做个访谈。饭局已经安排好，来的却是周作芬的老婆。就是在那个饭桌上，周妻向王志索要5万元的采访费。这件事被王志写进一篇访谈录中，也成为周作芬被舆论抨击的主要话题之一。
主治医生：他只是一个被命运戏耍的普通人，有权选择消失
不管怎样，此后的十年，他希望彻底消失在公众的视线内。他不再主动联系与“非典”时期有关的任何人。很多记者寻到他的家，但无一例外地吃了“闭门羹”。
就连“非典”后曾多次去周家消毒的原芳村疾控中心站长也无法追寻到他的踪影。“再后来去他家，永远都是黑灯瞎火的，房子应该是没人住了，听说他已经搬家，原先的房子又租不出去。”
十年里，他最想做的事情大概就是彻底消失在人们的记忆中，摆脱“毒王”的称号，不过，他似乎并没有成功。
不久前，记者给曾经收治过他四天的中山三院打电话，医生一听到他的名字，立刻用略带夸张的玩笑语气说：“不可能的，怎么联系得上他，这个人把我们那么多医生护士都传染了，他好坏的。”他的同事、传染病科党支部书记邓练贤就因为被传染，成为广东抗“非典”战斗中第一位因公殉职的医生。
广州芳村老城区的一些住民，也依然没有忘掉他。当地的出租车司机还记得周作芬，“哦，就是那个‘毒王’，就是因为他当年在做海鲜生意，搞得我心里有阴影，后来一直都不愿去他待过的海鲜市场买东西。”
周作芬刻意躲起来的身影并非无迹可寻。2011年，他在当地一家报纸的角落刊登了一则遗失声明，“荔湾区周作芬先生，遗失营业执照两本，现登报作废申明”，根据他刊出的营业号，证实是他本人。他应该还在荔湾区做生意。
在与媒体为数不多的一次电话接触中，他拒绝露面：“上电视的话就全世界都知道我了，我到商场买趟货，商场的人认出我就会歧视我；我到酒家喝茶，酒家的人就会歧视我；我打车，司机肯定不载。”
在陈燕清看来，他不是“毒王”，也不是某些人言语鞭挞中的“恶人”。他只是一个被命运戏耍的普通人，因而有权利选择消失在人们的视线中。
毛群安现在很轻松
非典时期他任卫生部新闻发言人，那时的他……
他声音平稳、带着一些谨慎，就像人们常从新闻发布会上听到的那样。这声音符合非典最紧张时刻的气氛，不能惊慌，但处处都是陷阱。
11月8日，他在南京开会，两天后去吉林调研。从2008年他调任卫生部宣传中心主任，比起原先新闻发言人的工作，毛群安说：“你们看到我在台前的时候少了，但实际我更忙了。”
最开始我用座机打给他，希望约访，他只是稍作迟疑，接着让我用手机发去一条短信。最后，他接受了。
后来他告诉我，这是他当新闻发言人总结出的小方法，只有手机里先存了对方信息，确认了记者身份，他才敢放心交谈。“过去发生过记者采访后乱写的事”，这让他颇感委屈。
不做卫生部新闻发言人已经4年，“以前每天都紧张得像打仗”的时期过去了，但他仍像一个考完试还在琢磨问题的学生，现在还会思考“发言人制度建设”。
他不愿将自己在非典时出任新闻发言人被理解成“临危受命”，一再强调这是组织交给的工作。每当我提出关于他经历和内心感受的问题时，他都会敏感地说：“我们不谈个人，我们来谈组织。”
从非典开始，他当新闻发言人总共5年零5个月，算是同行中在这个位置上呆了最久的之一，即便如此，他还是说“我其实还不适合做新闻发言人”。但他承认，自从10年前非典把他这个理科生推到焦点位置，他的人生就开启了一段新的、重要的经历。
“这不是一个职业，这是一项工作。”毛群安说：“组织上交给我的工作，谈不上选择不选择。”言外之意，这是一个被动的决定。
毛群安记不清是哪一天成为新闻发言人的，也不认为那是一个需要特别记忆的时间。非典前，40岁的他已经在卫生部工作了16年，是办公厅副主任，而由中层以上干部兼任发言人在各部委中属于常见调动。
这个日子轻易可以查到。
2003年4月21日，因瞒报备受指责的卫生部开始在每天下午例行向全国通报疫情。他正式出任新闻发言人，“领导要求，这次我们不搞挂名的，要真发言”。
在他之前，卫生部有包括办公厅主任在内的4个类似发言人，但从来都不发言。
对自称“不会说”又没有新闻工作经验的他，这项新工作无可参考。他说非常紧张，那时由于情况不熟，缺乏操作规范，每天数字又非常大，让他觉得十分艰难。
当时，每天各地疫情通过地方逐级上报，汇总到卫生部13楼的防治非典联合办公室时，通常已接近中午12点，工作人员要在1点前反复核对数据，然后由新闻发言人写解说词，怎样用最简短的语言，最准确地传达疫情变化，他说，别看发布只有几分钟，这往往需要斟酌几个小时。“各位下午好，卫生部新闻办公室现在通报全国内地非典型肺炎疫情……”从4月21日到6月24日，轮到他值班的每天下午4点，他都会以这样的开场坐到镜头前。后来的发布内容除了数字，还增加了每日生活提示。这种几乎近似念稿的新闻通报成了许多中国人在那段特殊时期的固定收听的节目。
10年前的非典不仅冲击了公共卫生体制，也使政府认识到信息公开的紧迫性。
那年8月，随着北京最后一批非典患者从地坛医院康复出院，国务院新闻办也启动了全国第一批政府发言人培训工作。
毛群安参加了这个之后被人称为“黄埔一期”的新闻发言人培训班，在这个未来10年里明星发言人辈出的班中，他的同学有铁道部发言人王勇平、教育部发言人王旭明，和后来的公安部发言人武和平。他绝对不算最扎眼的学生，但习惯埋头苦学的他却总是考得第一的那一个——在《杨澜访谈录之为政》这本书中有一段对于他的介绍，“在后来各部委组织专家对新闻发言人的考核，他年年排第一名。”
王旭明还能记起当年他们上的第一堂课，现任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院长的史安斌，上课“第一步就是要让他们开口”，把脑子里固有的“枪打出头鸟”“言多必失”等等官场理念全部“打成捆，扔出去”。
在班上的“明星学员”里，王旭明是记者出身、性格鲜明。武和平是畅销书作者。王勇平擅长诗歌散文并爱好书法，相比起来，理科生出身的他显得十分低调。
“他不像纯当官的”。王旭明佩服这位比他小6岁的同学，“虽然没有新闻从业经验，也不是学文科的，但与媒体和记者交流沟通得很好，表达也经常出彩，镜头效果也不错。”有时王旭明开玩笑地对他说：“你像受过专业训练的一样！”
而他则憨厚地半眯着眼回答：“别挤兑老弟，咱们可是患难兄弟啊！”
低调并不意味着他没有光芒，实际上他后来和王旭明、武和平被媒体并称新闻发布上的“三剑客”。
当时的课堂上，他也是活跃的。“这是因为我不懂，我连一次像这样的课都没有听过。所以我就学习，我说这是怎么回事？当我读到美国一位传播学家写的舆论学，他里面的一段话使我想明白了，他这么说，‘公众所感知的世界，不是真实的世界，是由媒体所虚拟的世界’”。
他开始努力学习如何在这个“由媒体所虚拟的世界”和记者打交道，诚如他自己所说，他可能属于发言人中不会说的，而后来，他与记者的交往也因为“不会说”而发生过不愉快。
非典后的新闻发布会开始从早期纯“发布”转变成发言人和记者对话。他喜欢用“考生”比喻自己的角色，把记者比做出题老师，有些题出偏了，“对我这个考生来说难免也会有一些紧张”。
经常在发布会结束后，记者还在提问，电视台来找他出镜，广播电台又来说要录段声音，然后别的媒体再要求他把说过的话重复。
“我也不是只做发言人这个事，领导也会给别的工作，有时越是忙，比如要开会，但电话不断打进来，我得忍住不对记者发火，有时候，我也想把电话摔了。”在杨澜的访谈节目中，毛群安笑着诉苦。
2011年6月，一则“卫生部发言人毛群安拟建记者黑名单”的消息把毛群安推到了舆论的风口，尽管后来卫生部出面辟谣，不少人已经对他留下了“给记者建黑名单”的印象。
在采访中重提这件令他倍感尴尬的事，他停顿一会说，“咱们就实话实说，那事刚发生时，我吃不下饭，睡不着觉，觉得干得很痛苦。”
“记者这里砍一下，那里突出一下，其实我说的不是那个意思，视频也都有，但没有人去看，大家就看标题挺热闹。你不可能跟每一个领导，每一个同事解释，总觉得很委屈”。
但后来他还是想通了，他把这些委屈当成工作中“一个学习积累的过程”。给后辈发言人做培训，他现身说法“要有开放的心态，不要太想不开”。
10年过去，他形容非典是一场“挥之不去的回忆”。
当年，在一堂新闻发言人培训课上，授课老师史安斌非常严肃地对台下的官员学生说“你们从事的是一项有风险的职业”。彼时，台下的毛群安、王旭明、王勇平和武和平并不知道在未来10年中，自己从事的这个职业将给他们的人生带来如何的改变。
2008年7月，教育部新闻发言人王旭明调任语文出版社社长；2011年8月，在动车事故中备受责难的铁道部发言人王勇平，远赴波兰任中方铁路代表——访谈中，我曾问及他对王勇平的评价，毛群安直接说：“我不想评价这个事”。
4年前，当王旭明卸任新闻发言人职位，毛群安给他发去信息：你终于逃离苦海了！
3个月后，毛群安也离开了他形容“深受其害，仍不断宣扬”的卫生部新闻发言人工作。今年4月底，随着担任发言人时间最长的武和平正式退休，中国新闻发言人“黄埔一期三剑客”至此全部谢幕。
谈起卸任心情，他的笑声听起来爽朗而轻松：“解放了嘛。”
“这不是一个职业，这是一项工作。组织上交给我的工作，谈不上选择不选择”。
非典时，他曾被组织安排在卫生部新闻发言人的位置。此后一当就是5年5个月，如今谈起卸任心情，毛群安笑得轻松爽朗：“解放了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