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大利亚4所大学学者对中国独生子女性格的调查报告11日引起国际媒体的广泛关注。刊登在美国最新一期《科学》杂志上的该报告称，通过对中国北京421名成年人的抽样调查发现，1979年后出生的独生子女一代“互信程度较低、更倾向于规避风险、情绪上更为悲观”，“这将对中国产生广泛的社会和经济影响”。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10日评论称，中国的独生子女受到父母的溺爱，被称为“小皇帝”，经常被批评自私自利。对于澳学者的报告，牛津大学学者认为，该调查描述的现象并不一定完全是中国计划生育政策的结果，而同很多因素有关。
据路透社报道，被调查的421名中国成年人出生于1975年至1983年间，一半出生于1979年计划生育政策实施前，另一半出生于1979年后。据悉，调查对象都来自北京，均受到过良好的教育。研究人员认为，这些人极具代表性，在中国其他城市和人口中调查结果也会类似。英国广播公司（BBC）10日报道称，研究人员对这421人进行了一系列“经济游戏”测试。其中一个被称为“信任游戏”的项目规定：一名志愿者会拿出钱给被调查者，被调查者可以选择给一位匿名的伙伴多少钱，然后，匿名伙伴再选择返还给志愿者一些钱。澳洲国立大学教授孟昕说：“该游戏第一考验信任，即信任他人会归还钱。二是诚信，他人信任你会还钱。计划生育政策出台后出生的那些人明显会拿更少的钱给伙伴，而伙伴则返还越来越少的钱给起初的志愿者。”
BBC称，其他的简单测试和调查考验了别的性格特征，例如面对风险、竞争力、悲观和乐观倾向。结论认为，中国独生子女政策导致的直接结果是这一代人更不愿意选择风险职业，如私人公司经理、股票经纪人、个体经营户或自由职业者等，他们选择风险职业的概率比1979年前出生的人低22.7%。论文作者之一的澳大利亚莫纳什大学教授卡梅伦说，比起政策出台前出生的人，政策实施后出生的人被认为“更多规避风险、更少互信、悲观及竞争力较弱”，这会产生广泛的社会和经济影响。孟昕说：“在中国，存在一个普遍观念———独生子女一代人被惯坏，自私自利，他们不愿埋头苦干。虽然这是一个普遍的观念，但没有人检验过或提供确凿的证据，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决定展开这项调查。”
CNN称，1979年，为遏制人口迅速增长，中国制定了严格的政策，城市地区的家庭被限制只能生一个孩子。之后，中国经济开始腾飞，人口增长率放缓，工资和生活水平大幅飙升。但现在，成长起来的中国独生子女年轻人却热衷于寻找稳定的公职工作，不太可能成为新一代股票经纪人、创业者或高风险经理人。美国《时代》周刊10日评论道，中国是一个巨大的国家，同全球性大国地位相符，但其独生子女政策从推行一开始就受到批评。孟昕称，中国现在正重新考虑计划生育政策，她希望这项调查能帮助中国政府做出决策。
也有学者对这份调查提出质疑，BBC11日引述英国牛津大学教授斯图尔特·威斯特的话说，调查显示1979年前与之后出生的中国人在行为上差异很大，由此推断所有这一切同推行计划生育政策有关。“但问题是，这些数据还有许许多多的其他解释和影响因素，如社会经济环境、繁荣程度、营养和政治环境的变化等等。”报道称，独生子女政策并非在中国各地严格执行，这一调查结果并不适用于中国的每个人。法新社11日称，中国的计划生育官员表示，如果没有该政策，中国的人口将达到17亿人。尽管存在独生子女政策，但在中国广大农村，如果头胎是女孩，夫妻还能再生一个孩子，中国少数民族家庭也不受该政策限制。现在，中国多地允许独生子女夫妻生育两个孩子。
北京大学教授张颐武11日接受《环球时报》记者采访时说，中国国内也有很多对于独生子女政策的研究，澳研究学者的一些指标和结论与国内的研究是接近的，和公众长期形成的印象也是一致的。1979年之后出生的中国人是在新中国历史上最富裕的环境下成长起来的一代人，对于他们性格的形成，独生子女政策是一个很重要变量，但不是唯一的，在中国高速增长的环境下，社会产生了多方面的变量。
张颐武认为，澳研究小组得出的结论也不是中国独生子女独有的特性，而是全球高速增长的红利所带来的附带效果。过去30年，全球的中产阶级化越来越明显，经济高速增长和城镇化引发的少子化并不只在中国有，日本和俄罗斯也非常严重，中国的计划生育政策只是加剧了生育低潮的全球趋势。这种情况的直接结果就是人的坚韧程度下降，吃苦耐劳精神下降，对于苦难的承受力下降，这不是中国独生子女独有的，只要富裕了，人就会出现类似变化。他认为，这种情况有利有弊。比如，中国的独生子女对于艺术等创造性的工作更加敏感。独生子女的受教育程度很高，物质条件日益提高，这对于处于从制造业向创造性产业高速转型的中国而言，可能会成为未来20年中国赶超美国的另一种人口红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