叩问生命
青阅读：怎么看待当下中国的医学人文类书籍的出版？
王一方：医学人文类书籍，现在大家关注比较多了，但出得比较杂。这是一个筐，什么都往里面装。
上世纪80年代，对医学人文类书籍的界定，是“反思医学”，即以利人为本，来反抗技术第一、金钱第一。扩展这一定义，就涉及哲学、人类学、伦理学、心理学等多个方面了。
医学人文类的书，是不招人待见的。其实，至少中国医生都应该读。只不过好多没有反思能力的医生，不愿意反思。
以人为本，很多人嘴巴上都会讲一讲，但只是口号，不是行为逻辑，行为逻辑需要精神阅读。相当一部分人，没有精神阅读，只有技术阅读。相较《心脏内科学》、《外科学》，很多人认为这些书是无用的。在今人眼里，技术和金钱占据着非常重要的位置。
现在，中国的科普，更多是一种技术推广，譬如养生方法的宣导，等等。好多都不触及思想层面的东西。更有出版人拿“医学人文”做幌子。
中国目前的社会有功利化、技术化倾向，好多人都只有身外的东西，没有灵魂的成长。医学人文类书籍比较让人安静，让人走出技术崇拜，走出金钱崇拜，让人走向心灵化的灵魂生长的轨道上来。
现在的中国人缺这么一课。
青阅读：医学人文的缺课，导致了很多问题。
王一方：譬如，有些无法治愈的病人，占用了社会过多的医疗资源。台湾有一种说法叫“仁慈地撒手”。有些所谓“孝道”，实际上是在害亲人。多花钱，让亲人继续受煎熬，不如让他自然而然地走。乐知天命。既不延长，也不缩短。
我们需要对死亡“脱敏”。有人住院时，总问前面那个病人到哪里去了，那个病人明明去世了，医生还得骗你，说病人好了，出院了。说真话，中国人会觉得晦气。
我想好了，在自己生命的最后时刻，拒绝用机器延长生命，会让人给自己刮胡子，用热毛巾洗把脸，再擦点儿雪花膏，干干净净地离开。
青阅读：记得台湾作家柏杨病危之时，张香华女士曾对我抱怨，好多前去探望的人哭哭啼啼，她说如何进病房看病人，需要普及。
王一方：完全同意。生离死别，在文学中总被渲染得非常悲情，对医学而言，是临行陪伴的概念。好多人，不知道怎么安慰临终病人。很多人劝病人“好好休息”，“不要想得太多”。怎么可能？这时候恰恰是想得最多的时候，身体那么多毛病，也不可能好好休息。
在这一点上，好的临终关怀读物，是有其现实意义的。在今年的出版物中，《陪伴生命》和《最后的拥抱》不错。譬如，《最后的拥抱》中，医生会告诉逝者，你是在跨过一座桥，去远方旅行，是一种展开的、浩瀚的状态。现在，中国缺乏这种死亡教育。没有死亡教育，躺在床上的人很恐惧，去探望的人也很恐惧，常常言语无措。我们无法面对临终，无法面对临终的人。但事实上，每个人都是要离开的。这是很有技巧的一课。
怎样跟临终病人交流，是需要学习的。我们应该问病人有没有什么遗憾，有什么需要我们去办的。可躺在床上的人，和去看的人，都避对生死。有的临终病人，甚至被糊弄。
青阅读：这类读物，除了让人学会面对临终的技巧，还能让生者更好地考量“生”？
王一方：是。懵懵懂懂地活，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对死亡没有认知。临终的人，对生命的理解，不同于我们，甚至有好多超越我们的东西。话可能很少，但讲出来的都是一辈子的感悟。可我们恰恰没有心境去聆听。
青阅读：医患关系紧张，是否可以视作医学人文缺失的代价之一？
王一方：对。医学人文破产的标志，就是医患冲突。
有位老农来医院求诊，问明有三个价位的号费之后，径直挂了一个最贵的，院长看他衣衫简朴，问其何故，老农告诉院长，挂最便宜的号不让我说话，挂中档价位的号不听我说话，只有挂最贵的号，既让我说话，也听我说话。
现代医学的鼻祖希波格拉底曾经这样教导我们：“医生有三大法宝：语言、药物、手术刀。”在他看来，良好的沟通、充分的叙述是最佳的治疗。可是，我们将第一大法宝丢弃了。当然，如果说我们这个社会面临整体的道德沉沦，那就不仅仅只是医务界。这个世界上没有人是既定的天使，也没有人是天生的魔鬼，也没有一个行业是天使的行业。
但是，我们必须反思技术主义与消费主义的医疗观、生死观。
发生在当下的越来越多、且越来越残暴的医患冲突案件表明，公众对高技术装备、大量吞噬金钱的现代医疗机构无力战胜死亡表现出极度的不理解和强烈的不满，更无法接纳人财两空的结局。
在向公众宣讲医学时，尺度应更加谨慎，唯恐因为某人的狂言助长了公众对于健康的过度想象，对于医疗的过度期待，最终走向医疗观生死观的迷失。如今糟糕的医患关系一定程度上就是某些过度承诺的医学科普种下的恶果。
生之欲，死之惧，是人之常情，死亡不只是发生在急诊室、手术室、癌病房、ICU监护室里的临床事件，还是一个哲学事件，甚至是精神事件，技术、金钱可以重新定义死亡（死亡就是关机时间），但无法安顿躁动的灵魂。现代医学需要医学哲学向度的启蒙和教化来完成对疾苦、衰老与死亡的坦然顺应和超越。
文/本报记者 朱玲
一位医学人文推动者的自述
我的职业生涯里，很长一段时间是做医学编辑。
我是75届的高中生，恢复高考前，在湘江上游当了三年船工。1978年考大学，选择医学院，其实是一个特别功利的选择。我读了好多马列的原著，想考哲学系。父母不允。当时“文革”刚结束，父母觉得这是一个容易犯错误的专业，一有风吹草动就没饭吃。但医学，是什么时候都需要的。
五年本科、三年研究生，1986年毕业了。研究生专业不是理论，是临床。之前实习一年，也是临床。四年临床经历。做临床研究期间，见证了一位清华毕业的女建筑工程师的离去，只有32岁，癌症晚期。人常常从死亡中看生命。毕业后在湖南中医药大学当了一年老师，总觉得外面的世界很精彩，去了出版社。我最初在湖南科技出版社做过五年医学编辑，编了相当多大部头的书。因为自己的医学背景，我希望通过“反思医学”，让人们对医学的认知更完整。医学不仅是技术，不光要关注生物的人，还要关注社会的人，心理的人。所谓“生物心理社会学模式”。
在出版业，一混就是23年。最初走出校园，就是想推动医学人文，结果没有什么成就感。我自认为好的书常常卖不动，譬如我策划的子尤《谁的青春有我狂》，社会反应很热烈，读过的人觉得这书好，但大多数不读，觉得一个小朋友的书，能深刻到哪里去？完全被常识所掩盖。加之，中国人有欢乐情结。这本书投入很大，也有关注度，但从商业上讲是一个很失败的案例。
我曾写过一篇《我的科普“彷徨史”》，写了我从事医学人文出版方面的经历，实际上是我的“科普沮丧史”。
现在，我觉得自己干出版干不动了，商业上的压力太大，便重返校园，回到书斋，安静思考，写点文章。
我是2009年年底调到北大医学部的，2010年开始上讲台。三年来，我主要讲授生死哲学和技术哲学。前者是从死看生。后者是从技术层面进行反思。技术不是万能的。有些技术甚至在威胁人类生活。我知道，有的学生是应付，但真正上课的，交上来的课程论文，让我非常感动。北大学生心灵还是很有张力的。只要去播种，就会有收获。
因为我多年的从业经历，尽管也关注技术前沿，我对学生强调精神阅读强调得更多一点。除了反思现代性，我还会反思国民性。曾有一位山西煤老板，身患癌症，病属晚期，他带着一张五千万的支票来找某三甲医院的院长，请求捐资医院，条件是医院组织专家会诊，即使不能逆转他的病情，希望能再活五年。院长只能告诉他，生命不是用钱可以购买到的，我们可以积极治疗，但疾病的进程、生命的进程是不可逆的。半年后，富翁不治身亡。现在，大家陷入一种对金钱和技术的崇拜。以为花钱能解决一切问题。技术能解决一切问题。
现代医学为人类生命困境提供希望，但无法满足长生、永生的奢望，医学有知、有术，而终归生命无常；疾病可控、可治、可防，而生老病死的进程不可逆。然而，不是一切死亡都是非正常死亡、都是不正确操作、不正当（不道德）动机造成的医疗责任事故，都是医学、医生的失误。对此，任何法律判决、行政仲裁、第三方调解都无法安抚这种社会的集体“躁动”，亟须生死哲学层面的柔性疏解。
如今，随着老龄社会的到来，意外死亡关注度的升温，医患纠纷增多，医学人文的普及，已被现实推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位置。
口述/王一方（北京大学医学部教授）
整理/本报记者 朱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