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康镇坪大月份被引产的妇女获得7.06万元补助，事情大体落幕。这件事在媒体上的广泛传播强化了人们对基层人权问题的思考，也必将对基层计划生育工作带来触动。它发生在中国追求人权价值理念及维护社会现实利益的敏感结合部位，全社会对它能否形成理性反思面临考验。
首先，安康镇坪计生委在这件事上的确错了，对它的反思应当扩大到全国基层计生委。时代变了，计生工作的具体方法必须跟着变。国家反对大月份引产的政策必须坚决落实，而且各地计生委应创造性地顺应社会人权进步，寻找社会代价最小的人口控制途径。
计生工作的这种调整应成为坚定不移的进程，粗暴简单的工作方式在社会各领域都将被驱逐，及时和积极的调整只会带来主动，消极者将被推着做被迫的调整，社会不可能允许任何领域做过去时代的博物馆。
然而无论有过多少粗糙，计划生育对中国的贡献是这一重大国策的主要方面。这是中国几代人口学专家和更广泛领域学者反复争论后的主流意见，也是实践中这一政策利弊对冲的真实情形。
计生政策今后应不应调整以及如何调整，目前有了更多争论。然而究竟该怎么做，应当通过有组织的国家级学术研究和民意征询才可做出决定，而不可让少数几个人在媒体上说一说，就轻易主导计生工作未来的方向。
对镇坪大月份引产事件，舆论批判应就事论事，如果要批判计生工作，应十分慎重，避免被抽象的集体记忆和社会愤怒情绪主导。因为如果让这一事件的处理变成对违反计生政策者的实际鼓励，从而加大基层计生工作的难度，就显然成了我们维护基层人权的某种“副作用”。
现在有一些媒体有意无意将基层计生工作放到保护人权的对立面，而且进一步将计生工作中的问题总结为整个体制的“不人道”，这样做是偏颇的。
计划生育同“绝对人权”的确有冲突，因为最理想的状态是一个家庭想生多少就生多少孩子，只要一“计划”，就有了“不自由”。然而中国的现实国情是人口基数大，控制人口是为了给发展人权多留一些空间，是为了现有人口和未来人口活得更好，因此它总体上是“人权工程”，而绝非“反人权”的。
落后且人均资源少的发展中国家，个人私权环境会相对有些紧巴，西方发达社会的道德示范有很强吸引力，但不折不扣地移到中国并不现实。中国社会因为人口和资源的拥挤，以及在发展路上的拥挤，不得不有更多的组织性，这是我们无论如何回避不了的现实。
拒绝对“度”的认识，将会在一系列问题上将中国社会送入钻牛角尖的纠结。过去的中国为了集体利益一再伤害私权，如今出现了私权解放运动，它很灿烂，但也不时出现极端的迹象，使社会公共利益在强调私权的过程中被遗忘。
大月份引产必须禁止，这是道德底线，违反者应被追究。另一方面，强行超生也是错误的，超生多个孩子的家庭应当依法受到责罚。社会舆论只有维持这样的平衡，才是这个国家之幸，才能既保护具体家庭，也不伤及计生国策。
（责任编辑：何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