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话英国癌症研究中心首席科学家尼克·琼斯
今年2月，尼克·琼斯(Nic Jones)被推选为英国癌症研究中心(CRUK)的首席科学家。英国癌症研究中心是全球最大的由慈善基金资助的基础型癌症研究机构之一。在未来5年内，他和他的同事们将负责15亿英镑的支出，包括中心分布于全英国实验室的花费以及对中心科学战略的建立。
尼克·琼斯将继续对曼彻斯特癌症研究中心(MCRC)进行指导，而且他还组织运行CRUK位于曼彻斯特的帕森特研究中心，研究指导领域为环境压力作用下细胞行为的改变。日前，《自然药物发现综述》杂志就基础癌症生物研究的现状和肿瘤领域的新药研发进展对尼克·琼斯进行了专访。
Q: 对基础癌症研究并不能显著改善癌症治疗，尤其是在临床中备受指责，您认为公平吗?
A：我认为这样的批评很实际。但是我们也不能低估了基础研究所能带来的推动力。目前我们在基础研究领域已经取得了惊人的进步。在很大程度上这些研究结果没有引起人们广泛的关注，而且公开的途径也只是通过高端的专业刊物。这是导致癌症生物学研究结果部分被公众知晓甚至全完不被知晓的原因。
庆幸的是，研究人员对基础研究的焦点正发生改变，而且是以自然的方式进行选择，这与以前强调自上而下的方式并不一样。目前已有很多研究人员将基础研究向临床方向靠近，所以也开始关注更多与临床应用有关的问题。
Q： 您认为CRUK需要对如何平衡基础型研究和转化型研究之间的开支进行讨论么?
A：由于我接手这份工作才几个星期，所以对于这个问题我还不能作任何结论。我认为在过去5年里，CRUK在平衡基础型研究和转化型研究的开支上做得非常漂亮。但是我们需要着手考虑是否在转化型研究中投入更多资金。这并不意味着过去的策略不对，而是现阶段我们对发展前景作出的反应而已。比如，对于生物标识物而言，预计未来5年内，CRUK对该领域的投入和关注都会有所增加。因为就目前的研究结果来看，生物标记物在将来一定会产生巨大作用。
Q：除生物标记物之外，癌症研究领域中哪些热点让您觉得令人振奋?
A：我们需要在了解微环境和肿瘤之间发生的相互作用上做更多工作。研发人员开始意识到它们之间相互作用的重要性。它可能会为我们提供肿瘤如何生成的线索，而且还能为治疗癌症开启新的大门。我对目前正在进行的用于确定癌症细胞间“协同致死”(synthetic lethality)作用的各种各样的基因筛查非常感兴趣。因为这些研究并不是为了确定肿瘤细胞内发生改变的必然途径，而是为了证实由于何种特殊的遗传环境会导致肿瘤细胞特别容易生长。关于多聚二磷酸腺苷核糖聚合酶(PARP)抑制剂通过修复缺陷基因(BRCA)有效治疗乳腺癌的例子是对上述研究方法很好的说明。另外，我仍然相信小鼠模型可以让研发人员更好地理解肿瘤的发生机理，而且也可以作为很好的临床前研究对象。
Q：目前有很多人认为，在临床前研究领域中应该将小鼠模型淘汰，您为什么还对此寄予厚望呢?
A：可能是人们选错了小鼠模型的缘故。我并不否定移植瘤小鼠模型的价值，但是我认为，基因小鼠模型在了解肿瘤发生机理以及作为临床前疗效研究对象更有价值。当你将目光放眼于全世界时，你会发现小鼠模型带来的价值是多么地令人兴奋。
在CRUK旗下的研究室中，来自剑桥Gerard Evan实验室得到一项非常有趣的研究成果，研究人员可以将经高尖端技术处理后小鼠模型中的基因进行开启和关闭，并且知道这些改变所带来的结果。在阿姆斯特丹荷兰癌肿研究中心对基因修饰小鼠模型中的研究进展也取得了令人赞叹的进步，如他们对肺癌的研究。动物模型非常有价值，而且越来越有价值。
Q：在癌症研究领域，对于药物开发商和学术研究机构之间的关系您有何看法?
A：目前，制药巨头们与科研机构建立合作关系的意愿远远超过从前。一方面，通过合作，制药巨头们用于R&D的投入总额会在整体上有所下降。另一方面，我认为通过合作的确可以给科研机构和制药巨头们创造绝佳的机会。5年前，我们与阿斯利康签订了一份战略合约，后来我们不但与阿斯利康在临床研究中进行合作，还涉及到生物标识物领域的研究、肺癌领域的研究、辐射性癌的研究、对科研人员的技术培训以及科研基础构架的建设。可见，合作会带来双赢的局面。
Q：尤其在Ⅲ期临床研究中，癌症药物的失败率很高，而且在今年被寄予厚望的几个产品在Ⅲ期临床中也败北了，您认为该如何面对这些变数呢?
A：癌症是一种非常复杂的疾病，所以也许我们不应该对临床研究中出现如此高的失败率而过于吃惊。将来，拥有更好的临床前模型、更合理的联合治疗方案、更成熟的生物标识技术以及对患者人群进行更一步的细分，这些都是影响我们成功的先决条件。我是一个乐观主义者，我确信，未来5~10年是癌症领域研究进步最让人兴奋的时期。
（责任编辑：姚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