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你们到急诊室看病，医生问你的问题不是你哪里不舒服，主要是问你有多少钱？然后看你带了多少钱，决定给你用什么样的药，在加拿大是先看病再收钱。在香港看急诊，香港的医院是不收钱的，免费给你看急诊的。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大家都是人，人有困难的时候。香港同胞很愿意在大家困难的时候帮助你，因为我们大家都是人，就这么简单。”——郎咸平
医改三十年 沉痛三十年
2007年5月16日，《辽沈晚报》报道“卖母求医”，沈阳一母亲得了癌症无钱治疗，女儿在网上发帖，谁愿意出五万给我母亲治病，我就把母亲嫁给他。此事轰动全国。2007年，湖北一堆夫妻因家里贫困看不起病，双双捆在一起跳河自杀，留下一个12岁的儿子；2007年4月，琼海一小孩子患先天性心脏病，其父母无钱治疗不得已把儿子抛到江中；珠海一男子卖妻子救儿子的命。类似的事件屡见不鲜，当我们的良心只是刺激的时候，更拷问着一个国家的医疗制度。而身处医药圈内的刘群心情更是异常沉重。
1999年，在丰都人民医院，一位中年妇女抱着一个小孩子，在县医院门口大哭。她的孩子高烧2天了，住不起院只能抱着孩子等在医院门口，焦急而无奈。这一幕恰好让出差丰都的刘群看到了，看着寒风中瑟瑟发抖的母子他来不急多想，立即掏出身上仅有的600元钱，把他们送到了医院。
回到家里刘群心情非常沉重。他在心里不断的问自己。为什么国家发改委经过20多次药品降价，药费仍然昂贵？为什么一个小病在医院会用这么多药，做这么多检查，会花掉这么多费用？为什么不断的招投标、挂网竞价之后，医疗费用又出现新一轮的高涨？从那一天起，他不断的思考着如何破解看病贵，看病难这个死结。
2006年3月1日，刘群经过了7年思索的“惠民中国医疗行动”在重庆三峡中心医院正式启动。一年交20元会费，在定点的8家公立医院看病的所有药费的13.6％和检查检验费的5％—20％，均可以获得现金报销；而这一报销不受当事人是否有医疗保险、是否加入新农合、是否全额公费报销等任何限制。这如同国家养老保险之外的商业保险，允许一些民营资本的介入，作为有利的补充。”刘群告诉记者，只要新医改能促使医保“一卡通”，那么“惠民中国医疗行动”将会极大地发挥二次补助功能，给百姓更多的实惠。这就是刘群成立的民间的互助性医疗健康组织的主体内容。那么这一行动凭什么就可以国家医改多年都解决不了的看病难，看病贵死结呢？
缺位的医疗保障制度导致了看病难
2005年，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一份“医疗改革不成功”的调查报告，在全国引起了非常大的反响。为什么不成功？“看病贵、看病难”是什么原因导致的？其实用心想，也非常简单。因为老百姓拿不出钱看病，百姓的收入与医疗费用的支出不相匹配，这种不相匹配的矛盾带来了无钱医治的后果。在这种情况下，我国的医疗救治制度就显得非常的缺失。如果百姓看不起病，但是有一个很好的医疗救助制度，有政府的保障部门，有社会的保障部门给病人出钱就也不存在看不起病的问题。因此解决的方法只有一个，建立医疗救助制度。
医疗保障制度也是医疗救助制度，假设老百姓没有钱看病，如果有完善的医疗救助制度就可以进行救助。但是目前我国的救助制度却是存在着众多的问题。例如，一个农民到医院看病花了一千多元，最后可以保帐的却只有一元钱，因为其他费用都不属于可报账范围，用的药品也不属于报销的范围。这一点就充分说明了现行的医保制度存在的问题。
“医保部门不去监管医疗服务行为，不去监管药品流通行为，而只是在患者报销医疗费用的过程中设卡，这就是我国医疗保障制度存在的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换个角度来说，就是医疗保障部门到底是为谁服务的问题。本来医疗保障部门是将老百姓的钱集中在那里，为老百姓服务，是老百姓利益的代言人。但是目前的医疗保障部门刚好相反，不但没有称为老百姓的代言人，反而成了其他利益机构的代言人。”刘群如是说。其实不仅如此，现行的医保制度还设置了起付线，超过了不报。例如病人得了重病，需要10万医疗费，医保只分担3万，剩下的病人自己负担，拿不出也就只能等死！另外医疗保障部门也没有对医疗收费进行合理监管，没对现有医患关系进行调整，形成了许多弊端。
刘群指出，医疗保障部门如果不管医疗费用是怎么发生的，只是给老百姓报账，必然会暴露众多问题。假设起付线是800元，老百姓看病用了500元，但是规定了欺负线，500不能报，只有800才可以，有这么一个真实的例子，一个病人到医院看病，其实就是感冒，住院治疗七天，花了4200，公费医疗报销了1700，最后病人花了2000多，原因在于，医保部门没有很好的解决医患关系，使老百姓承担不了医疗费用。如果医保站在老百姓的角度，做百姓利益的代言人，那么即使看病只花了200元，医保不报销，老百姓掏200也比陶2000要少十倍。在这一问题上，刘群的观点与著名医改专家，北大教授顾昕对医保的看法也不谋而合。顾昕也同样认为新医改成功的关键在于医保埋单与对医疗的监管这一块。
惠民行动纲要
惠民行动有一本厚厚的、黄皮封面的纲要，记录了整个行动链条的参与者——制药企业、长龙集团、医院、患者之间的责任和义务。
参加惠民行动的消费者，凡是以20元(目前为10元)购买一张会员卡即可成为会员，不但立即获得由长龙集团一次性派送的价值35元的免费药物，此后每次看病还可以获得由长龙集团按就诊者药品总费用13.6%支付的现金补贴。
作为合作医院，则需要降低会员做大检查的费用，下岗职工和特困人员享受大型检查费用20%的优惠；享受检查、检验费用的10%的优惠等。并对会员使用“廉价的、质量合格而没有临床促销的药品”。
而行动最上游的制药企业，则负责按国家定价标准，向医院供应符合国家质量标准的药物。并向长龙返还20%的货款。
在惠民行动的链条上，制药企业的让利是惠民行动的经济基础。虽然惠民行动为人关注的是兼济天下的公益性，但是无可否认，这是一个企业发动的商业行动。其获利源，就是参与行动的上千家药厂共同向长龙集团支付的20%的药费折扣。长龙集团据此向民众直补13.6%。中间6.4%的差额，是长龙集团的主要收入来源。
“惠民医疗行动”从机制上根除看病贵
“当初只是想驳斥‘药价虚高理论’没想到这一想就是六年”惠民医疗行动的创始人和主要发起人刘群接受39健康专访时，详细叙述了这一民间医改的来龙去脉。
“1997年是我医药职业生涯的转折点。当时‘看病贵、看病难’的问题已经暴露，而很多人将矛头直指药企，说医疗费用高是因为药价高带来的，国家要求不断降低药价，并于2000年开始实施药品集中招标，县、市、省都搞；药企则忙于拼命应付，在招标上花费了大量费用——资料费、公关费，无形中增加了很多成本，此成本几乎占用了全部生产利润。当年不仅企业亏损，甚至是全行业亏损。于是我开始想如何寻找一个办法来走出这一困境，如果全国的医药行业不能摆脱这一困境，我自己的药厂也就没有生存空间。于是我开始去各地调研，调研结果让我大吃一惊：药价和医疗费用之间根本就没有必然关系，医疗费用高并非是因为药价高，药价、药费、医疗费是三个不同的概念。这是一个新发现和新理论，它与‘药价虚高理论’正好相反。药价是药品自身价值的市场表现，受市场供求关系的制约；药费是医生开处方的各种药品的综合，取决于医生处方，具体说就是不同的品种、不同的数量——如本可以用低价格的青霉素，但医生开了高价的头孢，或是本可以用国产的，但医生开了进口的，或是3天量就够，但医生开了6天量；而医疗费，不仅仅是药费，还包括检查费、诊疗费、床位费等所有费用。因此，药价、药费、医疗费之间不能划等号。”刘群说。
“随后为了验证我的这一理论的正确性，我找了很多医院、医生，但找不到突破口。”刘群说，“直到2003年，我想出了‘药房托管’的办法，即通过对药品流通的控制，不给医生处方费、开单费。”刘群说他的企业当时托管了价值约84万元的药品，参与的医院包括重庆的垫江县人民医院、南川县人民医院、丰都县人民医院等。他把凡是在医院做促销的药全部换成了没有促销的药，对独家生产的促销药用了相同类型的药来替换。“没想到，这么一搞，效果非常好，药费一下子降了下来，降幅达40%以上。在用药方面，医院的医生全用了有同样效果的低价药，如青霉素。”刘群说。
“基于上述想法，我开始思考如何在医、药、患三者之间设计一个全新的医药模型。”刘群说，这个模型必须具备三个重要因素。第一，要有一个较大的医疗人群，“把患者集合起来组成一个团队”，团队实行会员制；第二，会员有自己的定点医院，即会员组成的团队跟医院谈判，让医院为团队的会员服务，并由这个团队自己组织药品，供团队的会员使用，这个药品既不受医院的干扰，也不受医生干扰；第三，有药企愿意以低于一定比例的市场价为团队供货，即药企要把临床用药促销的费用拿出来补给会员。基于此，惠民医疗很快就为患者搭建了一个这样的平台，重庆多家医院与全国几千家药企都参与到了这个行动的建设中去。
“惠民医疗”一年交20 癌症艾滋病也报销
“国家的医疗保障对患者的报销方面设置了太多的障碍，很多病很多药物都报销不了，这就导致了患者有时在得了重病，真正需要医保时却无法得到帮助。但是在“惠民医疗”不管你得的是什么病，用了多少钱，只要你是我们的会员，哪怕是最基础的，一年只交20元的会员，即使是得了癌症，甚至艾滋病，我们也一样可以按比例报销。”刘群对“惠民医疗行动”的报销体制如此解释。
“惠民医疗行动”通过团购的低价格，一手抓医院、一手抓药企，让患者通过自己的利益代言人——“惠民医疗”，把医、药、患三方的利益进行了重新调整和有机整合；这一模式挑战的最大对象是原有的供药模式和供药途径，可以说是另辟蹊径——建立会员制的医疗互助联盟，并以联盟的形式购买医疗服务，从而让患者在医药定价中有了发言权，重塑和新建药品利益分配模式；这一模式改变了医疗服务和医药服务原有的游戏规则，在让医院和医生不再靠开大处方和高价药来赚钱的前提下，让患者真正享受低药费，从体制上消除了‘看病贵’的根源。”刘群对惠民医疗如是评价。
“惠民医疗建立了国内最早的独立开放的药品供应平台。”刘群说，“在这个平台上实现了三统一：统一药品名称、统一价格、统一药品规格。这一平台改变了原有的一药多名、一药多价、一药多规的药品流通领域的混乱局面，建立了一个规范的药品体系。这一体系不再受医院和医生的干扰。”
“小商做市场，大商做环境”，几年来该组织通过与医院、药厂的合作，不仅以现金直补的方式为30多万会员报销医药费3000多万元，还使8家定点医院的药费大幅下降2亿多元，刘群所发起的“惠民医疗行动”不仅部分化解了政府一时难以解决的看病贵难题，为政府提供了借鉴，同时也为医疗行业的规范制度和自己的企业搭建了一个坚实的平台。
相关资料：卫生部：惠民中国医疗行动汇报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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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郎成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