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12月12日，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正式发布施行《药品召回管理办法》，这标志着我国药品召回制度正式建立。然而，缺少必要的支撑，再好的制度也只能停留在文件层面。
召回的前提必须要有完备的药品不良反应监测体系。龙胆泻肝丸引发的尿毒症让国人知道了这一体系的效用，然而不够完善的现状直接影响着召回制度的效率。不良反应的报告率太低，无法形成召回的依据，这样的托辞往往成为生产厂家未实施召回制度的理由。对于不良反应，很多人的直观印象往往是医院一家的事，然而成熟的召回制度之中，药厂和医院发现不良反应比例其实各占一半。生产者在这一体系的缺位，会产生灾难性的后果。就拿最新的“甲氨蝶呤”事件来说，《南方周末》披露的消息就显示，生产者曾经隐瞒问题，以至于出了问题的生产环节制造出了更大范围的药害。
对于不良反应，媒体报道也展现了医疗机构进退两难的困境：不报告肯定有违职业道德，一旦报告又有可能“引火烧身”，成为受害者索赔起诉的对象。解决这一困境，需要尽快建立不良反应救济基金。较早建立此项制度的德国和日本，救济基金一方面由生产者按销售额进行比例抽取，另一方面则借助保险化解风险。救济基金的建立不仅保障了受害者的权益，也解决了医院的困境，同样也提前释放了企业的风险。细看国内的药害事件，患者受苦，医院受累，企业受困，完全是“多输”局面。针对这一问题，我们的制度设计开始起步。媒体的报道称，相关部门已向国务院正式提出建议，呼吁推动建立药品不良反应损害救济制度。
一支被污染的甲氨蝶呤可致人瘫痪，双倍赔偿才8元。看似荒诞的赔偿并非是一个笑话。有法律学者按照消费者权益保护法进行计算，所谓的“惩罚性赔偿”不过是“双倍返还”。因此，一支标价4元的甲氨蝶呤即使让受害者瘫痪，可能的赔偿或许就只有8元。再回到媒体所报道的药害事件，按常理处于弱势的药厂却占据了强势地位，谈判僵局背后正是生产者用来降低赔偿金额的“拖字诀”，而且在现实中屡试不爽。“中国的立法应该改变消费领域不法者违法成本太低的现状，”法律工作者曾上书全国人大常委会，惩罚性赔偿立法正是遏制假药劣药的有效手段。
药品召回制度不再跛足前行，制止药害悲剧的发生，这或许是一个开始。
（责任编辑：姚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