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经东拼西凑了三四万元，结果还欠医院53万，郭玉良面临的选择是“还钱”或者“捐献遗体”。这个哈姆雷特式的难题难免让旁观者悲从中来：若说还钱，不吃不喝打工50年也许还未必还得清；若拿妻子的遗体抵债，人伦情感这一关又过不去。似乎所有的矛头都直指医院，是医院出的这道选择题过于残忍。
问题是，医院真的错了吗？如果这53万花得冤枉了、或者对医疗结果存疑，完全可以查帐，或者请求医疗责任鉴定。客观而言，医院在钱款不到位的情况下，主动继续治疗，本身是值得肯定的。在这里，医院也同样面临着两难选择：若积极救助，天价费用让患者承担不起；若放弃治疗，又要经受医疗伦理的质疑。
医患困境的症结所在，恰恰在于基本医保制度的缺失。如果面对特殊重大疾患，公民可以有公共救助基金来为生命权益兜底，那么，医院既不会担心救人而打烊，患者也不会担心生病而破产。2007年底，深圳山厦医院状告云南政府讨救命钱的案子，就是最好的例证。救治需要成本，有成本就必然要有人为之买单，感情上说，老百姓负担不起天价医药费，但是医院也不是慈善机构，尽管医疗领域暗流汹涌恶化了舆论对之所持公正立场，但是，过于苛责医院的结果只会加速恶化我们的医疗环境。
有一点是肯定的：在医疗卫生领域，医院或者医生是天然垄断者，垄断着信息和技术，药品研发、生产也天然垄断，加上信息不对称带来的激励机制问题，公共产品、外部性带来的调节失衡问题，这个市场是失灵的，只有政府干预才能扭转患者弱势。就此而言，我们必须仰仗政府承担对全民的健康保障负责，通过政府力量，建立人人参与、人人享有的健康保障体系。
眼下来说，建立城乡一体化的全民医保难度不小，但低水平、广覆盖的全民医保制度还可以不断完善。在“遗体抵债”的悲怆背后，是基本卫生保健制度、城乡居民医疗保障制度、国家基本药物制度、公立医院管理制度等体制的缺位或暧昧。53万元救治费成了烫手的山芋，不是被扔给患方，就是被抛给医院，政府和制度在这个“疯狂躲避球”的游戏中被忽略了。
生病是自己的事情，治病则是社会的事情。遗体抵债的悲怆，不妨看作是给即将开启序幕的新医改一个欲扬先抑的前奏，只有建立起刚性而普适的基本医保制度，“卖身葬自己”的无厘头笑话才不至于继续上演现实版本。
（责任编辑：姚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