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喜良痴呆，法律上没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父母曾有心让大儿子捐肾拯救二儿子，可亲情却撞上了法律：陈喜良不能捐献肾脏。
用哥哥的一个肾救弟弟的一条命，这样的亲情故事，曾无数次在我们身边上演。然而，这样的真情，在陈家，却无法复制。
无奈，坚强的妈妈决定，捐肾救子。
灾难降临 陈喜明患上尿毒症
25岁的陈喜明是黎城县西仵村人。2005年山西职工医学院毕业后留在太原，供职于一家医药公司。
2007年元旦，世人同庆的佳节，却成了陈家人不幸的开始。
前一天，陈喜明已约了同学，到南宫广场共度新年。可是，一大早起床，他忽然觉得全身乏力，额头发烧。
陈喜明以为是普通感冒，没太在意，“开了点药，打了点滴”，休息3天后，陈喜明回到单位上班。坐到办公室，刚打开电脑，他的眼前突然一黑，整个世界顿时模糊。稍休息一下，情况好了些，陈喜明赶紧给老家的父母打了个电话。
听说儿子生病，母亲桑玉平立即赶到太原。
2007年1月10日，陈喜明在母亲桑玉平的陪同下，先后到山西省眼科医院、山西省第二人民医院检查。“表面看，是眼底出血，但根本的原因，是双肾萎缩，也就是人们常说的尿毒症，治疗的最好办法是换肾……”看完化验单，医生把桑玉平叫到了一边。“妈，咱回家吧，没医生说得那么严重。”得知自己病情的陈喜明故作轻松地劝母亲。他知道，医生说的换肾需要20多万元费用，之后的药品维持每年至少得几万元，他的家庭，根本负担不起。
桑玉平明白儿子的想法，坚持让儿子住进了山西省第二人民医院。
治疗3个月，家中仅有的积蓄花完了。为了省钱，从2007年4月，陈喜明出院，和父母在太原许东租下一间小房子，靠做腹膜透析维持生命，每天医药费180多元。
陈喜明父母是地道的农民，一家人用8年时间，才在村里盖起5间新房。2001年，从银行贷款3万元买来的农用车，是家中最值钱的东西。“但为了给儿子治病，农用车卖了，房子也得卖。”父亲陈联生说。
2007年8月14日，透析的钱再也拿不出来了，陈喜明暂时放弃了在太原的治疗，回到老家。
亦喜亦悲 哥哥的肾与弟弟不匹配
要治好陈喜明的尿毒症，最好的办法是换肾。可肾源在哪儿？陈家人一筹莫展。
2007年5月的一天，陈联生收拾年前捡来的废铁，准备换点钱。偶然，和收购废铁的男子说起了家中的不幸，一点希望瞬间出现——“不瞒你说，我有个办法，但你千万别骂我。”男子说。“你家喜良不是痴呆吗？兄弟们的器官一般配型吻合，又省钱，你不如把喜良的割了，给喜明移植。”男子的话，还是止不住让陈联生怒火燃烧。但考虑到对方也是好心，他忍一忍，勉强说了声“谢谢”，转身回屋。
正是这个主意，让陈联生夫妇陷入了痛苦的抉择。
陈喜良，27岁。在出生4个月后的一天，突发高烧，全身颤抖。陈联生带他去村医处看病，医生一测体温，竟超过了40度，赶快打青霉素退烧。几天后，烧退了，可陈联生发现，从那时起，喜良不会笑了，也没有了普通孩子的机灵劲儿。夫妇俩带孩子去大医院检查，诊断结果是，脑中枢神经被破坏，陈喜良就此变成了痴呆儿。“6岁以前，吃东西都不会咬，得大人把食物嚼碎喂到他嘴里。这样一个儿子，我们怎么忍心再割掉他一个肾？”然而，看着小儿子病情一天天恶化，陈联生夫妇反复思量一个多月，最终还是作出了决定：让陈喜良割肾救弟。“割掉一个肾，也不会影响什么，更不会危及生命。”桑玉平自己安慰自己，那段时间，她心乱如麻，一次次放弃决定，又一次次在内心挣扎着寻找说服自己的理由。
接下来，陈联生夫妇带着陈喜良到西仵乡卫生院做了血液检测。
血型结果很快出来了——陈喜良是AB型血，陈喜明是A型血。乡卫生院的医生说，血型不符，根本不能进行肾脏移植。
医生的话一度让桑玉平如释重负，但，随之而来的，是几近绝望——“我为大儿子庆幸，可是二儿子怎么办？”
捐肾换肾 亲情法律起冲突
兄弟俩的配型失败，又有人建议，干脆让陈喜良捐肾，给弟弟换一个配型吻合的肾回来。
晚上，看着已经入眠的大儿子，陈联生心痛不已。“说的是喜良捐肾，实际上是卖肾啊！”“可是，还有什么办法能救喜明？”夫妇俩相对无言，坐至天亮，始终想不出更好的办法。
看着脸色蜡黄的喜明，桑玉平咬咬牙：“如果有合适的，那就卖吧。”“我的心像被针扎一样疼，虽然他痴呆，但一样是我们身上的肉啊！”那天一早，桑玉平特意给大儿子炒了一个他最爱吃的土豆丝，煮了一锅长寿面。饭做好了，桑玉平让丈夫照顾喜良吃饭，她则端着碗到了院里。
那顿饭，桑玉平没有吃。躲在院子里，任泪水一次次从腮边滑落。“陈某，27岁，愿意主动捐肾给需要的人。条件是，换取一个和弟弟配型吻合的健康肾脏，有意者可与×××联系，电话……”几天后，长治某电视台的节目下方，飘出这样的字幕。
就这样，陈联生一边在电视台发布“卖”肾广告，一边给陈喜明吃中药治疗。广告没起作用，中药也没起作用。3个月后，陈喜明开始全身浮肿。
陈联生夫妇急了，决定直接带大儿子到医院捐肾，换一个小儿子能用的肾。2007年11月初，陈联生带大儿子来到山西省第二人民医院，找到器官移植中心主任武小桐，说出自己的想法。“不可能，那是违法的，我们不能这样做。”武小桐断然拒绝。
看着这对可怜的夫妇，武小桐耐心解释：“我国《人体器官移植条例》有明确规定，捐献人体器官的公民应当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没有经过公民本人同意的，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捐献、摘取该公民的人体器官。”
法律摆在陈联生夫妇面前，他们的愿想遇阻。“如果割掉大儿子的肾能救小儿子的话，我情愿去坐牢。”桑玉平说。“那也不行，你们没有权利决定替儿子捐肾，我们也不能这样做。”
得知父母想用哥哥的肾救自己，陈喜明坚决不同意。面对记者采访，他无奈至极。“我想了结自己的生命，又不忍父母伤心……”
现在，陈喜明每周要做三次透析，由原来的腹膜透析改成了血液透析。给陈喜明看病，这个苦难之家前后花了11万余元，欠外债近10万元。亲戚朋友，能借钱的地方借遍了。
爱心涌动母亲决定捐肾救子
陈家遭遇在当地媒体报道后，一时间引起很大反响。黎城县两家企业的负责人先后赶到陈家，分别捐助5000元。太原某企业总经理得知陈家的遭遇后，也几番打听，找到了陈喜明的住处，看望了他。临别，这位老总郑重承诺：“如果肾源合适，能做手术，我会联络几个朋友帮你们负担一些手术费。”
社会各界的爱心，让陈家人看到了新的希望。2007年10月，陈联生一家四口再次来到太原，住到了许东的出租屋。
大儿子舍肾救弟弟的计划失败后，同是50岁的桑玉平和丈夫毅然提出，用他们的肾救自己的骨肉。
2008年1月8日，陈联生和桑玉平赶到了山西省第二人民医院，做配型检查。结果，陈联生的血型也和儿子喜明不符。桑玉平的几项身体指标除了血脂稍高外，其它都正常，血型和陈喜明相同。
“一周以后还得再做一次更细致的检查，最终确定你的肾与儿子能否完全匹配。”医生说。
由于母子俩的营养太差，医院方面建议桑玉平和儿子先住院调理，但，陈联生一家还是回到了出租屋。“我们住不起医院，有点钱还得先紧着给喜明做透析。”陈联生神情黯然。
“我愿意付出一切。”对于医生提出的手术中的种种危险，桑玉平说，她早有准备，哪怕面对意外中的死亡，“只要儿子能好好地活下来。”
肾源的希望，就此落在了这个苦难而又坚强的母亲身上，但伤痛，却远未结束——1月11日上午10点，陈联生离开太原返回黎城，他说，回家去变卖房子，凑手术费用！
（责任编辑：龙彩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