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9日下午，兰州两名外地民工在黄河一沙坑游泳时发生不测，其中一人被及时救起，另一人沉入了坑底。闻讯赶到的水上派出所民警叫来羊皮筏子下水营救，但筏子客因为费用问题几次放弃打捞救援。4名好心市民冒着生命危险下水义务营救，却遭到围观人群的起哄嘲笑。两个多小时后，溺水少年被捞起，但已气绝身亡。筏子客为此获得了3000元的打捞费。
坦率地说，发生在黄河边上的这起悲剧，并没有十分引人注目的新闻元素。就是看客在他人面临死亡时的起哄，也很难再激起我们的愤怒，因为同样的场景在不同的地方都发生过；“围观文化”所暴露的冷漠与残忍，也已经在很多媒体上都遭到抨击。不难想象的是，在生命价值和人性尊严没有得到足够重视的时候，死亡将会始终成为无关者的戏剧，看客之乐与死亡之悲的强烈对比也会一次次上演下去。要想唤起整个社会对生命的敬畏，似乎需要漫长而艰辛的努力。
不过，这起寻常的溺水事件仍然隐含着一些切实而重要的命题，需要我们对之加以重视和剖析。
从新闻报道的内容看，兰州当地的水上救援似乎采用了这样一种模式：到达现场的民警充当组织者，民间营业性机构即筏子客成为救援的主要力量，公共服务机构与赢利性组织相互结合，担负着紧急救援的职责。用现实的目光来看，在公共资源供应不足的地区，这样的营救模式似乎无可非议，但问题在于，两种社会资源的“结合”并不是快速无缝的，其中包含了一个讨价还价的漫长过程，就在民警充当着营救价格的协调者和中间人时，水底的生命正在不断消逝。于是，这种救援模式的荒诞之处也就暴露了出来：当溺水者还生死未卜的时候，他已经成为一种服务价格被反复讨论。所谓的营救也可笑地滑向它的反面，即坐等死亡的来临。很难想象，对于所有面临死亡威胁的公民来说，这样的紧急救援还有什么意义。
这样的救援模式并不是兰州一地所独有的，在我国的许多地区，紧急救援尤其是水上救援都日益显露出商业化和赢利化的迹象。它反映出两个问题，首先是公安机关的救援力量远远不能满足社会的需要，即使是所谓的水上派出所，自身也不具备必要的救援工具，从而不得不接受营业性机构的价格要挟。更重要的问题是，公安机关的紧急征用制度几近废弃，沦为一种毫无用处、近乎摆设的制度资源。按照我国《警察法》的规定，公安机关在必要的时候，“可以优先使用机关、团体、企业事业组织和个人的交通工具、通信工具、场地和建筑物”，用后应归还并支付必要费用。如果这个制度得到了充分而合理的运用，现场民警根本无须坐等筏子客的讨价还价，完全可以直接征用羊皮筏子实施救援，从而节省出大量宝贵的时间。为什么警察会放弃“紧急征用”这个称手的工具不用呢？当然还是卡在了事后付费的环节上，没有哪个民警敢于现场拍板，用有限的办公经费为筏子客支付报酬。
公共机构不愿意为意外死亡事故支付必要费用，还体现在救援的后续环节即尸体打捞的问题上。不知从何时起，打捞溺亡者尸体从公共责任演变为一种营生，从大型现代化都市到小县城，都出现了捞尸行业，且服务价格相当昂贵。兰州的皋兰县甚至出现了职业捞尸人，他们把打捞出来的尸体拴在黄河边等人认领，20多天无人认领的尸体就被“放开沉底”。这种可怕的景象，同样反映出公安和民政机关的严重缺位，政府对公共资源的分配也没有体现出文明时代对生命的足够尊重。
紧急救援本是人民警察的重要职责之一，但从众多的溺亡案例看，一些地区的公安机关似乎已经有意无意地放弃了这种职责，甚至把它作为一种“业务”让渡给商业性机构，这样的做法，对于一个强调公共服务和公共责任的社会来说，无疑是不正当和不正常的。如果我们的职能机构连几个溺水者都无力救援或懒得打捞，这不仅是对生命不敬，也是在给一个伟大的时代抹黑。
（责任编辑：龙彩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