尊敬的温总理：
首先向您致以诚挚的问候。
我们这些老人，都是依靠子女来深圳定居生活的离退休干部。现在感到最大的危机是“老有所医”的医保问题：一是收入低，个人负担重，难以支撑昂贵的医疗费；二是报销手续十分烦琐，且时间拖得很长；三是原单位建制不在了，药费报销不知找谁办理，“保障”很难落实。
这些问题虽向有关部门反映过，但无法解决。
为此，特写这封信向总理反映，希望总理在日理万机中给予重视。我们提出以下建议：
一、实行全国医保联网，有病就地医疗，发生的费用由两地医保部门结算。
二、对于户籍加入深圳的异地离退休干部，我们要求享受深圳市同样条件的福利待遇，体现和谐社会平等分配的原则。
此 致
蔡莉(83岁)
徐日良(80岁)等17人
2006年12月15日
(本报略有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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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专家支招
周沛(南京大学劳动人事与社会保障系主任)：必须改变现行的退休人员与本单位在职职工捆绑参保的做法。当务之急，则是建立全国性的社会保障基金筹集和运用的管理机构，统筹安排全国有关社保基金的筹集和运用。特别是要把农民工的社会保险、老年人的医疗保险，作为重点项目和内容率先试行。
韩克庆(中国人民大学中国社会保障研究中心教授)：提高社会保险缴费的统筹层次，统一费率、统一待遇支付。解决老年人异地就医问题要和医疗保障制度的工农一体化、城乡一体化联系在一起，不能就事论事，最终造成制度的“碎片化”。
还有专家建议：弱化退休人员个人账户功能，加大统筹基金的作用。目前退休人员个人账户既无法真正解决退休人员门诊看病问题，又分散有限资金。
2.国外经验：
德国：2003年颁布《法定医疗保险革新法》，废除了原来被保险者固定分配到某个医疗保险机构的制度，被保险人可以自主选择保险机构。还于1997年通过了《数字签名法》，正在通过信息平台建设实现医疗数据互通，有力地推动了医疗保险系统信息化建设。
日本：是老龄化较为严重的国家。1997年，日本参考德国的护理保险制度，建立了不包含现金支付、采用机构护理和居家护理等形式的护理保险制度，较好地解决了这一问题。
印度：将有限的政府投入公平地补给最需要医疗服务的需方，建立了深入乡村的免费医疗网，基本做到穷人也有基本医疗保障。虽然印度的公共投入只占卫生费用的17.9%，但按世界卫生组织成员国卫生筹资与分配公平性评估排位，印度居第43位，而中国则是188位。
医保的地方属性，已让其成为继户籍制度后，另一个束缚人口流动的制度
给总理写信的构想，是在深圳市布吉镇老年活动中心酝酿的。17位老人在信上签了字，他们都迈过了70岁的门槛。“我们曾为国家作过贡献，但现在老难所医。”发起人、74岁的孙芝禄说，“这关系到和谐社会公平性。”
在深圳和女儿居住的孙芝禄，是吉林省白山市卫生局离休干部。2006年的一场大病让他花了8800元，“把腿跑细了”才报销掉。而他的老伴——一位72岁的老人，同为白山市职工。1995年她患乳腺癌，花了二万多元，直到4年后返回单位才报销。
“我们曾多次向深圳市提出，希望医保能够联网，但一直没有回音。”孙芝禄说。
而陈式汝的问题更严重——这位74岁的老人退休后，从云南红河州迁入深圳，并办理了深圳户口。但他的医保留在原单位。2006年8月14日，陈式汝因心脏病突发住院，只能让儿子垫付8万元手术费。而在治疗过程中，需要开两张处方单、办住院证、转院证、特殊工种证明也相当复杂——一切都因异地医保而起。为了报销，他开了无数个证明，打了无数个电话……
当中国步入老龄社会后，医保异地报销难不仅仅困扰着这些深圳老人。《中国老龄事业白皮书》显示，2005年底，中国60岁以上人口达到1.44亿，如果异地居住的老人按10%估算，就有1400万人。而据卫生部调查，老年人发病率比青壮年要高3-4倍。
2007年全国“两会”上，人大代表陈高卫呼吁：应立即筹划建立省际之间的“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报销网络。
这位来自海南的人大代表称：虽然全国城镇职工医保范围已经惠及近2亿人，但由于工资水平、报销方案的差异，医保几乎全部以县(市)为统筹单位。参保人在异地看病时，要先自付医疗费，再带着凭证到参保地的社保部门报销——让白发苍苍的人拖着不便的腿脚跑来跑去，怎么也说不过去。
全国政协委员解生瑞也认为，这种画地为牢式的做法，侵犯了人们的医疗选择权，而且阻碍了人员流动。“现在的网络技术很发达，做到医保卡全国通用，在技术操作上并不难。”他说，“关键是政府如何解决其中的利益冲突问题。”
“医疗保险全国联网，确实不是技术问题。”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医疗保险司一位官员对医联网记者称，“其障碍在于各地的政策不一样。医保基金是各自独立运行的，根据当地医疗水平筹资，所以各地基金的差距非常大。目前，还没有很好的办法转移医保关系。”
复杂的原因包括以下几方面——
其一，各地政策不统一。1998年颁布的有关文件只做了原则性规定，各地的实施细则是根据当地经济水平制定的，导致政策千差万别。大病险种设置不同、医疗保险费征缴比例不同、各地医药三大目录——药品目录、诊疗目录、医疗服务设施——也不一致。此种背景下，各地互相承认很难。
其二，异地的医疗机构不受参保险地政府管理，难免发生一些不规范行为：如冒名顶替住院、挂名住院、串换病种和药品、超范围用药、用医保卡购买日用品等。
其三，各地软件平台不一致。医改启动初期，国家对开发医疗保险信息系统、制发医保卡没有统一规范，各地都按本地实际建立信息系统。医保卡有的单独制作，有的和银行共用。
目前，除北京、上海、天津外，其他省市大部分均是以市或县为统筹单位的。统筹层次低，不仅难以对医疗保险进行跨区域的转移和管理，并且容易形成地方垄断。
一位管理人员告诉记者，各地医院都在争医保“定点”，因为被定在这个医院看病的人，实际上就被绑在这个医院了。医院争到参保的人越多，收入就越高。地方医疗机构为了不让医疗费外流，不到万不得已不给患者出医疗证明去其他医院求治。
“而在退休后户口迁入异地，也不能实现医保迁入。因为医疗关系是实行区域化管理。”深圳市社会保障局医疗保险处黎京雄科长进一步解释说，“如果全国人民都到深圳来看病，区域的医保基金会彻底崩溃。”
有关专家还将问题引申了一步：其他城镇居民——包括那些到异地工作的年轻人，也被异地看病中繁琐的报销程序困扰；农村新型合作医疗同样属于“地方粮票”，在外打工的农民即便参加了保险，也无法真正享受。此外，诸如养老保险、失业保险、工伤保险等多方面的社会保险项目，同样受严格的属地管理。而随着中国的人口流动的加剧，社会保障已成为继户籍制度后，另一个束缚迁徙的制度。
